單獨的一個人能抵抗強權嗎?貝拉 巴托克 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納粹政權迫害的猶太藝術家團結在一起，他要求給算作“自愿的猶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樂被稱為“頹廢的”，這是對宣傳部長戈培爾的不可饒恕的挑戰(zhàn)�？砂屯锌藞孕潘�的孤獨抵抗里的力量，將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險。在這本書里，我們遇見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國逃難的途中，在法國南部的巴托克。
　　巴托克也相信音樂是對抗那壓倒性強權的真正威脅�！皫讉�四重奏的節(jié)拍果真能站在坦克行進的路上嗎? ”他問自己。他自答：一個站在官僚和軍事控制之外的藝術是構成對強權的明確威脅的自由個體。并且，在音樂中，這孤僻的作曲家跟隨了自己的道路，朝向那給他后來的作品烙下特點的簡單、明確和空間。
　　從這本凝練的書里，我讀出的是某種意義上的雙重肖像。從巴托克的圖像里，我覺得能看到謝爾 埃斯普馬克——我丈夫——加上了從自己的個性和藝術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比如說，他讓巴托克有了驚人的聽力。這使巴托克在他的錄音旅途中可以根據(jù)他們自己的條件遇見那些農(nóng)民，感知他們給他的音樂里的精細味道。然后，他為這音樂獲得公正的評價而奮斗，“帶著愛和尊重”，將其納入自己的作品。
　　以同樣的方式，謝爾接近了那些他在自己作品中描繪的人物。個人的特寫鏡頭是他大量作品中的關鍵線條。貝拉 巴托克和謝爾的系列小說《失憶》中的七個主人公在一起。同樣也和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那些出現(xiàn)在謝爾的《黑銀河》或《狼時間》里的人物在一起。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詳盡的資料而塑造。卻因為對音樂家思想和情感的偵聽而有了生命和深度。這肖像打上了謝爾對自己熱愛的音樂的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記。
　　我也以為，巴托克對權力的“無意義的抽象”的批評——那剝奪人的個性的——和謝爾有時對當下瑞典官僚主義者的批評有關。當個人的命運和私人的災難減化為權力設備可操作的符號和數(shù)字時會發(fā)生什么呢? 巴托克在書的最后對自己的審訊，我當然能認出來！“他對他的生命作了些什么?”他問他自己。以同樣的方式，謝爾在兩本新近的作品中審視了自己的潛在動機，《記憶說謊》及《狼時間》。在那里，他撥開了所有的浮渣——那遮蓋了最下面的真實的——一個簡單的木板，最終可以站立。
　　同樣地，我也看到，巴托克追求的形式的嚴格也對應著謝爾自己的風格理念。他的小說從來都不長。故事集中于那最精華的。多余的字眼和短語全部削去。這讓文字繃緊，有時這是費力的。同時，多讀上幾回，每讀一回，都能獲得新發(fā)現(xiàn)。

　　也許秘密就在于，那寬大和包容的想像力打開了存在而未想到的生活層面——巴托克是，謝爾埃斯普馬克也是。在這本書里有一個作家自己體驗的，卻讓巴托克接管的一個清晰的印象。一次他睡在一間古老的農(nóng)舍。入夜，他的屋子里鬧起鬼來。充滿了各種聲音：哀號、嘮叨、竊笑、警告和爭吵。他發(fā)現(xiàn)，聲音來自壁爐里薄薄的風門。主人拒絕了他理性的解釋。自然，他得到了個教訓。也許那風門，是幫助死去的和幸存者找到聯(lián)系的裝置。他自己不就是讓逝去的站在我們面前的工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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