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節(jié)選）

在我國先秦時期波譎云詭、變幻多姿的巨大歷史天幕上，閃爍著兩顆明麗耀眼的星斗，一顆是享有百世談兵之祖稱譽的孫武，另一顆就是我們本書的主人公：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吳起。吳起是當時政壇、戰(zhàn)場上叱咤風云的英雄，也是中國古典兵學發(fā)展史上不可磨滅的巨人。他以自己的豐功偉績?yōu)楫敃r的歷史畫卷添上了絢麗的色彩，并以不朽的兵書《吳子》為后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

一、吳起的人生歷程

吳起是衛(wèi)國左氏（今山東定陶西）人，大約出生于公元前440年，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開始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跋涉。

從有關史料記載看，吳起的家境還是相當殷實的，可是錦衣玉食的生活，并沒有扼殺吳起潛在的天才。從青少年時代起，吳起就懷有遠大的抱負，渴望建功立業(yè)，揚名天下。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志向，吳起不惜花費千金，破家游歷，奔走于列國之間，自薦于諸侯之前。然而，他的努力一開始就處處碰壁，不僅弄得家道中落，而且也受到鄰里的譏笑嘲弄。血氣方剛的吳起吞不下這口窩囊氣，大怒之下，手刃了這幫說三道四、搬弄是非的家伙，然后從衛(wèi)國出走，來到魯國。臨行之前，他與母親訣別，發(fā)誓做不上卿、相一級的大官，就永遠不再返回故鄉(xiāng)。

到魯國后，吳起先是投奔在儒家曾子的門下，攻讀儒學的經典，探索治國平天下的要領。應該說，這段時間的學習，對吳起一生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雖說他后來成為兼法家和兵家于一身的人物，但其理論體系和社會實踐卻多少滲透著儒學的某些色彩，如提倡禮、義、仁、道等，這與商鞅等純粹型法家是有所不同的。然而，不久發(fā)生的一件事改變了吳起的人生選擇，中斷了他成為一代大儒的可能性。這就是母死不歸事件。當時，吳起的母親在衛(wèi)國老家去世，按傳統(tǒng)的禮儀規(guī)范，吳起應該回家奔喪，以盡孝道，但吳起卻沒有這么做。這一蔑視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的驚世駭俗之舉，表明了吳起為追求功名、舒展抱負而我行我素的鮮明個性�？墒窃谒�的老師眼里，這實屬不可原諒的罪過，于是就把吳起逐出師門，與其斷絕關系了。

吳起離開曾子后，轉而研讀兵書，深究韜略，希望在軍事上出人頭地，叱咤風云。魯穆公對吳起的軍事才干非常賞識，便對他委以重任�？墒牵�當齊國軍隊大舉來犯之時，魯穆公卻在是否任命吳起為大將、統(tǒng)軍作戰(zhàn)一事上舉棋不定、猶豫不決了。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所以擔心他在作戰(zhàn)時回護放過齊軍。吳起察知這一內情后，為了得到魯穆公的信任，竟不惜殺死妻子以表明心跡，終于依靠這種殘忍冷酷的舉動贏得了自己在軍事舞臺上一顯身手的機會，最終他以弱勝強，大破齊軍。

可是，這次作戰(zhàn)的勝利，并未給吳起帶來什么幸運，反而引起魯國的貴族與士人對吳起的嫉妒和排斥。他們在魯穆公面前屢進讒言，誣陷誹謗吳起，結果導致魯穆公失去對吳起的信任。吳起深知自己在魯國已難以立足，大約于公元前410年離開魯國，另謀前程。

戰(zhàn)國初年，魏國在七雄中率先崛起，魏文侯的改革，使魏國面貌一新，生機勃勃。吳起敏銳地捕捉到這一信息，便投奔魏國，立志在這塊熱土上施展自己杰出的政治、軍事才華。

魏國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了吳起。魏文侯惜才愛將，聽說吳起的軍事才干要勝過當年齊國著名軍事家司馬穰苴，便不拘一格，任命吳起為大將。從此吳起就踏上了事業(yè)上的新的征程。他不負魏文侯的重托，率軍伐秦，首戰(zhàn)便告大捷，戰(zhàn)勝實力強勁的秦軍，攻克秦國五座城池，一舉占領了戰(zhàn)略要地西河地區(qū)（今黃河以西、洛水以東地帶），使魏國在與秦國的角逐中占有了戰(zhàn)略上的優(yōu)勢。

接著，吳起又隨名將樂羊出征攻打中山國，在這場解除魏國后顧之憂的關鍵性戰(zhàn)爭中，吳起作為樂羊麾下的重要部將，處處身先士卒，英勇拼殺，立下了汗馬功勞。三年后，魏國終于剪滅中山國，掃除了側后的嚴重威脅，鞏固了國家的安全。

公元前406年，吳起出任西河守這一要職，抗擊勁敵秦國的進犯。由于他在西河守任上厲行法治，加強戰(zhàn)備，故多次以劣勢的兵力戰(zhàn)勝強大的秦軍，有力地鞏固了魏國西線的邊防。

吳起在魏國任職前后達二十七年，輔佐過魏文侯、魏武侯兩代君主。他治績突出，戰(zhàn)功卓著，曾統(tǒng)兵與秦國等諸侯列國大戰(zhàn)七十六次，其中獲得全勝的有六十四次，其余十二次與敵人不分勝負，為魏國向四面發(fā)展、擴充土地達千里之遠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鐵馬金戈的洗禮中，吳起作為威震中原的軍事統(tǒng)帥聞名遐邇，聲譽日隆。

吳起之所以能在魏國建立赫赫戰(zhàn)功，首先在于他治軍嚴整，馭眾有方。他處處以以治為勝的思想方針指導自己的治軍實踐，做到號令嚴明，軍紀森然，信賞必罰，任賢用能。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以身作則，為人表率，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行軍時不騎馬，不乘車，背負干糧，堅持與士卒一起步行，同甘共苦。他體恤關懷普通士卒的好惡疾苦，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為卒吮膿一事。據《韓非子》等文獻記載，當吳起隨同樂羊統(tǒng)率魏軍攻打中山國時，有一個士兵身上長了毒瘡，輾轉呻吟，痛苦不堪。吳起在巡營時發(fā)現(xiàn)這一情況后，便毫不猶豫地跪下身子，將這位士兵身上毒瘡中的膿血一口口吸吮出來，解除了他的痛苦。吳起這種愛兵如子的舉動，極大地感染了全軍官兵，有力地增強了部隊的凝聚力。

吳起在魏國取得成功，其次也在于他平時十分注重對部隊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提倡教戒為先。其中最為重要的舉措之一就是在魏國推行武卒制，通過嚴格的遴選和認真的訓練，建立了一支有相當規(guī)模且富有戰(zhàn)斗力的常備軍。這在中國古代建軍史上是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創(chuàng)舉。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隨著吳起在魏國功勛日著，名望日盛，厄運再一次降臨到了他的頭上。重臣王錯等人對吳起的戰(zhàn)功和地位十分嫉妒，必欲去之而后快。他們處心積慮陷害吳起，經常在魏武侯面前散布讒言，挑撥武侯與吳起的關系，使得魏武侯日益疏遠吳起，最終免去了吳起的西河守職務。吳起擔憂遭到更大的政治迫害，只得懷著痛惜的心情，離開曾經為之傾注過無限心血的魏國，輾轉來到南方的楚國。

當時的楚國統(tǒng)治者是楚悼王，他正準備推行全方位的改革，以改變楚國進入戰(zhàn)國以來積貧積弱、軍事受挫的局面。他早就知道吳起富有政治才干，又會帶兵打仗，現(xiàn)在聽說吳起來到楚國，不禁喜出望外，馬上出宮迎接，并大擺宴席為吳起接風。隨后，他任命吳起擔任楚國北部戰(zhàn)略要地的宛守，過了一年后，又起用吳起擔任楚國的令尹（相當于宰相）。

楚悼王的禮遇，使吳起十分感動，他決心不辜負悼王的信任，輔佐悼王在楚國進行全面的改革，使楚國走上強盛之路。為此他殫精竭慮，全身心投入改革。

在楚悼王的大力支持下，吳起制定了一系列變法的措施，并在實踐中加以堅決的推行。首先是明法審令，廢除世卿世祿制，規(guī)定凡是分封貴族傳了三代的，就一律收回他們的封爵，取消其俸祿，廢除其公族的譜籍和各種世襲特權，并將一些舊貴族遷徙到邊遠地區(qū)，從而有力地加強了中央的集權統(tǒng)治。其次是精簡國家機構，整頓財政，獎勵耕戰(zhàn)。這些舉措撤并了一些多余的政府機構，裁減了許多冗官，從而大大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支出，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同時獎勵耕戰(zhàn)之士，使得楚國的社會經濟日益繁榮和發(fā)展。第三，主張強兵，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戰(zhàn)的軍隊。吳起把取消舊貴族的俸祿和裁減官吏而節(jié)省下來的錢財，用于撫養(yǎng)將士，擴充軍備，增強國防，從而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為楚國從事兼并擴張戰(zhàn)爭服務。

吳起的變法，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它使得楚國的國力迅速得到恢復和發(fā)展，一躍而成為當時屈指可數的頭等強國。吳起以雄厚的國力為基礎，統(tǒng)率楚軍南征北戰(zhàn)，所向克捷，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的重大成就，威震天下，為世人矚目。

然而，吳起的變法改革，直接觸動和損害了楚國舊貴族的既得利益，他們對吳起恨之入骨，決意伺機置吳起于死地。公元前381年，堅定支持變法的楚悼王突然去世。不甘心失敗的舊貴族乘機進行反撲，發(fā)動武裝叛亂，用重兵包圍王宮，對正在料理楚悼王后事的吳起實施突然襲擊。吳起奮起反抗，但終因寡不敵眾，為叛亂貴族的亂箭所射殺，結束了自己悲壯的一生。

二、《吳子》的真?zhèn)闻c流傳

吳起為變法而拋灑鮮血、英勇捐軀，這無疑是一出巨大的歷史悲劇。然而在歷史天幕上，他永遠是一顆光彩奪目、從不隕落的星斗。他的偉大既緣于他一生中經國治軍的卓越成就，也因為他和兵圣孫武一樣，為后世留下了一部價值不朽的軍事理論名著《吳子》。

《吳子》，又稱《吳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別是《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全書四五千字，是吳起軍事思想的主要載體，也記載了一些吳起的生平活動事跡，當是由吳起及其門人編集成書。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子》一書是吳起兵學流派的集體性創(chuàng)作，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但所反映的是吳起本人的兵學思想。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吳子》一書的真?zhèn)魏妥髡叨即嬖谥�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吳子》系吳起本人自著，有人認為其書出于吳起門人的筆錄。我們認為，這些分歧不是實質性的問題，因為它僅僅牽涉到吳起與此書的關系是作或述的問題，并未否定此書所反映的是吳起本人的軍事思想。從古書成書的一般規(guī)律考察，《吳子》的成書當是上述兩種情況兼而有之，即既不乏吳起本人的手筆，也多少帶有其門人、幕僚增補潤飾的內容。由于時代久遠、資料缺乏，我們今天已很難將其一一區(qū)分清楚，故可以略而不論。

然而歷史上也有一些人對《吳子》一書予以全盤否定，簡單認為《吳子》系后人偽托或雜抄成書，從而斷定其為偽書。這一觀點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現(xiàn)代。姚際恒云：其論膚淺，自是偽托。姚鼐則云：魏晉以后，乃以笳笛為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為節(jié)乎？蘇明允言：起功過于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偽也�，F(xiàn)代學者郭沫若、黃云眉、張心澂、金德建等人也持同樣的觀點，其中尤以郭沫若的疑偽觀點最為系統(tǒng)，其主要論點有三點：第一，現(xiàn)存的《吳子》……辭義淺屑；第二，《吳子》多襲用《孫子兵法》《禮記·曲禮》《淮南子·兵略訓》等書的語句；第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配以方色，時間在戰(zhàn)國末年以后，用知四獸為物，非吳起所宜用。他最后的結論是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以筆調覘之，大率西漢中葉時人所依托。

我們認為，這些偽書論調，乃是疑古思潮影響下的產物，多出于主觀臆斷，難以成立。首先，判斷古書的真?zhèn)�，不能以其書行文是否典雅�?yōu)美為依據。僅以辭意淺薄辭義淺屑而將其書打入偽書行列，未免過于武斷輕率，不足為憑。當代人為文，尚有雅俗暢澀之別，我們怎么能要求古人為文都達到同一境界呢？其次，吳起作為政治家、軍事家，在個人事業(yè)上固然要勝過孫子，但撰寫兵書與實際經國治軍之間并不能簡單地畫等號。所以我們不能要求《吳子》的理論水平一定高于《孫子》，否則白起、韓信等人若留傳兵法著作，就應該是最上乘的。更何況《吳子》與《孫子》各有千秋，不能簡單地判別高低。再次，《吳子》書中提到的笳笛四獸等同題，隨著論者研究的深入和考古發(fā)掘的進展，已不能作為否定其書真實性的根據。如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考古發(fā)掘時，其中發(fā)現(xiàn)的一具漆衣箱，蓋上以黑漆為地，朱繪青龍、白虎，中央有象征北斗的大斗字，環(huán)以古文的二十八宿名稱，是非常珍貴的天文學史資料……至于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長期以來被指為漢代較晚才產生的。擂鼓墩這具二十八宿圖漆箱的發(fā)現(xiàn)，足以糾正流傳的錯誤觀念（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曾侯乙墓的年代要略早于吳起的活動年間，故《吳子》書中提及青龍等四獸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笳笛，也見于《六韜·虎韜·軍略》的記載�！读�韜》一書已隨著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六韜》竹簡殘本的出土，而被證實是戰(zhàn)國兵書。由此可知，《吳子》中提到笳笛云云并不足為怪。況且，古書的成書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中免不了有后人所增添附益的內容，我們要判定某本古書的真?zhèn)�，只能依據其書的主體思想立論，而不宜以個別名詞或提法作為取舍的標準。所以，即使退一步說，《吳子》中有笳笛四獸等文字內容，也完全不足以動搖其書的真實性，更不能以此而否定吳起及其后學的著作權。

從各種情況來看，《吳子》一書系吳起及其門人共同撰寫，是可以成立的。

第一，《吳子》一書在歷史上見于多種史籍的著錄，這是對其書真?zhèn)芜M行判斷的重要依據之一。《韓非子·五蠹》言：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這表明吳起曾著有兵書，其書與《孫子》一樣，早在戰(zhàn)國晚期就風行于世，為人所重。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也提到《吳起兵法》世多有，這說明在西漢初年，《吳子》的流傳也很廣泛。又《史記·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天子（漢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這顯示當時統(tǒng)治者對吳起的兵書予以了高度的重視。

東漢以來，史籍對《吳子》的著錄仍延續(xù)不斷�！稘h書·藝文志》著錄有《吳起》，四十八篇，可見《吳起兵法》不僅依然流傳，而且篇數眾多，內容豐富。不僅如此，《吳子》還和《孫子》一樣，受到軍事家的普遍重視和廣泛應用，如《后漢書·桓譚馮衍列傳》中提到東漢大將軍鮑永觀孫、吳之策；又如《三國志》注引《魏書》云其（曹操）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兵法；再如《晉書》亦記載，李玄盛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這都是明顯的事例。

當然，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吳子》一書有不少內容佚失了，到了唐初，《吳子》只存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吳起兵法》一卷，即系這方面的標志。然而殘本《吳子》與古本《吳子》之間仍有密切關系，這是因為《隋書·經籍志》說得很清楚，當時一卷本《吳起兵法》的注疏者是三國時人賈詡，所以并不存在魏晉南北朝人偽托的問題。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吳起的兵書為《吳起兵法》一卷，當與《隋書·經籍志》所指是同一部書�！端问�·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則均著錄吳起兵書為《吳子》三卷。此后各代公私目錄對《吳子》均有記載，唯卷數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區(qū)別。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吳子》三卷，右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為之，《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動》《勵士》，凡六篇云。這里面的篇數與今存本相同，篇名除《說國》為《圖國》，《變動》為《應變》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見，傳世本《吳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將《吳子》編入《武經七書》，更是廣為流傳，不再有大的變化。

綜上所述，歷代對《吳子》的著錄史不絕書。其間雖有篇數、內容佚失的情況存在，但是《吳子》一書的部分內容卻自戰(zhàn)國以來一直流傳下來，今本《吳子》的真實性無可懷疑。

第二，今本《吳子》中的不少內容，與史書有關吳起的史實記載相吻合，同時也與戰(zhàn)國時期的戰(zhàn)爭特點以及吳起軍事思想的要義相一致。

這方面的例證是很多的。如吳起曾受業(yè)于儒家曾子門下，故其論治軍時，多襲用儒家仁義禮德教等儒家學說的重要范疇。又如《吳子》主張以治為勝，強調明法令，重刑賞等，這與《史記》本傳記載的明法審令立場完全一致。再如《吳子》要求在對待士卒問題上做到與之安，與之危，造就父子之兵，這和《史記》本傳中記載的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與士卒分勞苦做法一脈相承。

另外，像《吳子》提倡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治國方略，充分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重視內政建設，擴充軍事實力，以求在兼并戰(zhàn)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歷史趨勢；《吳子》高度重視選將任將，提出總文武者，軍之將也的為將標準，體現(xiàn)了當時文武分職、將相殊途的現(xiàn)實背景；《吳子》主張簡募良材，建設一支強大的常備軍，這乃是當時募兵制初步興起的具體寫照；《吳子》強調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以攻擊敵人，奪取戰(zhàn)爭勝利，這正是當時兵種建設上車、步、騎并重，諸兵種協(xié)同作戰(zhàn)的現(xiàn)實在兵學理論著作中的反映。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吳子》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強加在它頭上的偽書說理應推倒。

第三，今本《吳子》中的一些內容，亦見于先秦其他兵書的記載，這樣就從相互比勘的角度，進一步證實了《吳子》一書的成書年代和作者身份。如《孫臏兵法·威王問》云：兩軍相當，兩將相望，皆堅而固，莫敢先舉，為之奈何？孫子答曰：以輕卒嘗之，賤而勇者將之，期于北，毋期于得，為之微陳，以觸其廁（側），是胃（謂）大得。其問對的內容與文字表達方式均與《吳子·論將》篇中的有關記載大體一致，而《孫臏兵法》東漢以后即已佚失，銀雀山竹簡出土后方重見天日，故《吳子》不可能抄襲《孫臏兵法》，應該是《孫臏兵法》繼承了《吳子》的這一作戰(zhàn)指導思想。再如《吳子·治兵》言軍事訓練的要領為：一人學戰(zhàn)，教成十人；十人學戰(zhàn)，教成百人；百人學戰(zhàn)，教成千人；千人學戰(zhàn)，教成萬人；萬人學戰(zhàn)，教成三軍。類似的記載亦見于《尉繚子·勒卒令》和《六韜·犬韜·教戰(zhàn)》。又如《吳子·治兵》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读�韜·龍韜·軍勢》則作：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兩者除個別文字外，也基本一致。隨著銀雀山漢墓竹簡的出土，《尉繚子》與《六韜》的成書年代在戰(zhàn)國期間這一問題已獲基本解決，所以《吳子》同樣應為戰(zhàn)國時成書的兵學著作，而且從文字、體例等情況來看，它的成書年代當在《六韜》與《尉繚子》之前。在這種情況下，再懷疑《吳子》的真實性，無疑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總之，今本《吳子》二卷六篇應為《史記》《漢書》等史籍所著錄的《吳起兵法》（或稱《吳起》）的部分內容，它的作者是吳起和他的門人。雖有少量后人附益的內容，但基本上真實地反映了吳起的軍事思想。

《吳子》自宋神宗元豐年間編入《武經七書》之后，一直為武學的基本教材，是歷代將校的bi讀之書，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這一情況沿襲至明清而不變，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詔令兵部復刻元版《武經七書》，使之廣為流傳；又如清代武試默經，依然是不出孫、吳二種。

《吳子》一書版本眾多，較為重要的有黃氏刊本、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校本、明吳氏二十子本、宋刻《武經七書》本、金施子美《武經七書講義》本、明沈尤刊本、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本、清朱墉《武經七書匯解》本、《兵垣四編》本、《四庫全書》抄本、王士祺刊本、長恩書堂本、《諸子萃覽》本、《四部叢刊》本等。其中尤以宋刻《武經七書》本、孫星衍《平津館叢書》校本、《四庫全書》抄本，以及施子美、劉寅、朱墉等人注解本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