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理論命題、源流與闡釋 一、反思與前瞻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研究》的劉潔先生希望我能夠談一談北美媒介環(huán)境學，我當然求之不得，因為這個學派正是我的研究重點。該刊準備出版探討媒介生態(tài)學和媒介環(huán)境學的專輯，借以檢討中國傳播學現(xiàn)狀和發(fā)展勢頭，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近兩年，國內學者開始探討傳播學發(fā)展的新契機，拓寬了視野，創(chuàng)造了新機。僅以2007年的幾個重要會議為例，5月在南京大學召開的“新聞傳播學前沿課題研討會”、8月在江西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傳播學高端學術研討會”、12月在深圳大學召開的“中國傳播研究之未來”等會議的核心課題都是“反思與前瞻”，著重從宏觀上研究學科危機、范式和發(fā)展、學派的梳理等問題。 從目前的勢頭來看，我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施拉姆等人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和政治經濟學派、法國結構主義學派，美國的批判學派、北美的媒介環(huán)境學派都納入了我們的視野。 國內的創(chuàng)新苗頭令人鼓舞。邵培仁、崔保國等探索的媒介生態(tài)學就具有原創(chuàng)的價值，這是國內原生的傳播學派。由于國內的媒介生態(tài)學派和北美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英文名稱相同，均為Media Ecology，我們有必要對這兩個學派做一番梳理。 二、群星速寫 北美傳播學家伊尼斯（Harold A. Innis）、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波斯曼（Neil Postman）、萊文森（Paul Levinson）我們都已經相當熟悉，他們的代表作已經和中國讀者見面。 但以他們?yōu)榇�表的媒介環(huán)境學派對國內的讀者還比較陌生，我們還缺乏對這個學派的宏觀把握，研究這個學派的勢頭才剛剛出現(xiàn)，其標志之一是筆者和吳予敏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學出版社“媒介環(huán)境學譯叢”。2007年，譯叢的前兩部《媒介環(huán)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和《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已經問世。 國內的媒介生態(tài)學派和北美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英文名稱相同，兩者的關懷卻不一樣。大體上說，媒介生態(tài)學關心媒體的經營管理、媒體之間的關系、媒體與社會的關系，媒體如何健康發(fā)展、如何為社會和諧做出貢獻；媒介環(huán)境學派主張泛媒介論，其關注點涵蓋整個人類文化的健康和平衡，既有微觀的媒介媒體研究，也有宏觀的文明演進研究，它非常注重廣義技術的發(fā)生、發(fā)展，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道德關懷。 媒介環(huán)境學已經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歷程。該學派萌芽于20世紀30年代，成長于20世紀50年代。第一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羅德·伊尼斯和馬歇爾·麥克盧漢，伊尼斯和麥克盧漢已經在國內廣為人知。20世紀70年代以后，第二代學者日趨活躍，代表人物有尼爾·波斯曼、沃爾特·翁，主帥是波斯曼。20世紀90年代以后，第三代學者成名，代表人物是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茨、蘭斯·斯特雷特、林文剛、埃里克·麥克盧漢、德里克·德克霍夫，他們多半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登場，目前活躍在世界各地。 伊尼斯的學術背景是政治經濟學，他擅長加拿大經濟史，20世紀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博士，旋即回多倫多大學執(zhí)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經出版經濟學專著4部，成為著名的經濟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點轉向傳播學。50年代初，他出版《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成為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媒介理論家、傳播學家。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頁的“傳播史”手稿，可惜未刊。伊尼斯最著名的貢獻是“媒介偏向論”，認為任何媒介都有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他奠定了傳播學多倫多學派的基石。 20世紀30年代，麥克盧漢在劍橋大學攻讀英語文學，獲博士學位，30年代開始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執(zhí)教，1946年從美國回到多倫多大學，任英語教授，50年代開始轉向傳播學研究。60年代，他把傳播學從書齋里解放出來，送到千家萬戶的普通人手中。他為伊尼斯的《傳播的偏向》作序，宣告甘愿做伊尼斯的“注腳”，為傳播伊尼斯的思想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他擎起多倫多學派的大旗，成為世界級傳播學大師。他創(chuàng)建“文化與技術研究所”，辦了多學科研究的雜志《探索》和《預警線通訊》，出版了《機器新娘》（1951）、《谷登堡星漢》（1962）、《理解媒介》（1964）、《媒介定律》（1988）等為代表的傳世之作。 《機器新娘：工業(yè)人的民俗》，研究工業(yè)人和廣告，批判美國文化，在批評現(xiàn)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歐洲批判學派的前頭�，F(xiàn)在看來，這是北美傳播學重要的批判之作。《谷登堡星漢：印刷人的誕生》論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語、拼音文字、印刷術和電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這個思想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公式。《理解媒介》論述電子人，提出“延伸論”“訊息論”和“冷熱論”等著名的“老三論”和14條媒介理論，把傳播學從書齋里解放出來。他批判工業(yè)人，悲嘆印刷人，歡呼電子人，憧憬美好的未來，高揚樂觀的調子�！睹浇槎�律：新科學》提出媒介演化的“四元律”：每一種媒介都有提升、過時、再現(xiàn)和逆轉四種功能，都處在變化轉換的過程中。這是高度抽象、高度理性化、富有詩意、充滿辯證法智慧的大作。 除了伊尼斯和麥克盧漢之外，多倫多學派第一代學者里還有兩位杰出的學者——埃里克·哈弗洛克和埃德蒙·卡彭特。他們都曾經在多倫多大學執(zhí)教，同時又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橋梁，因為他們長期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幾所大學工作。 多倫多學派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有羅伯特·洛根（Robert Logan）和唐納德·特沃爾（Donald Theall）。羅伯特·洛根是物理學教授，是麥克盧漢思想圈子的活躍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對西方文明的影響》。特沃爾是麥克盧漢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倫特大學校長，著有兩部麥克盧漢傳記：《媒介是后視鏡：理解麥克盧漢》和《虛擬麥克盧漢》。 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有麥克盧漢的兒子埃里克·麥克盧漢和現(xiàn)任麥克盧漢研究所所長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繼承了麥克盧漢跨學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蓋傳播學和管理學等學科，代表作有《字母與大腦》《文化肌膚》《連接智能》《智能建筑》《經理們的麥克盧漢》等。 紐約學派第一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有劉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爾（Louis Forsdale）和約翰·卡爾金（John Culkin）。芒福德繼承了老師帕特里克·格迪斯的百科全書思想，發(fā)展了人類生態(tài)和媒介環(huán)境的學說，晚期有意識地使用“媒介環(huán)境學”這個術語。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經典學者，先后在美國和加拿大幾所著名的大學執(zhí)教，是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重要橋梁。約翰·卡爾金教授在紐約的福德姆大學執(zhí)教，他自稱麥克盧漢迷。1967年，經過他的不懈努力和紐約州議會的批準，麥克盧漢應聘到福德姆大學擔任施韋策講座教授，任期一年。 紐約學派以福德姆大學和紐約大學為重鎮(zhèn)。麥克盧漢在福德姆大學播種，卡爾金在此培育，萊文森在這里拓展，經過三代人的耕耘，媒介環(huán)境學在這里蔚為壯觀。 1970年，尼爾·波斯曼接受麥克盧漢建議在紐約大學創(chuàng)建媒介環(huán)境學博士點，成為媒介環(huán)境學的精神領袖。他和美國、加拿大兩國的第一代媒介環(huán)境學者有很深的緣分。早在1955年，他就結識了麥克盧漢。他這個博士點發(fā)揮了成熟學派的三大功能：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和制度構建。于是，這個博士點的“三駕馬車”波斯曼、特倫斯·莫蘭（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為媒介環(huán)境學第二代學者的核心人物。 波斯曼著作等身，出書20余部，他的作品《作為保存活動的教學》? （1979）、《娛樂至死》（1985）和《技術壟斷》（1992）成為媒介環(huán)境學的代表作。 1998年媒介環(huán)境學會的成立使學科發(fā)展有了更加堅實的制度保證。每年一屆的年會規(guī)模迅速擴大，優(yōu)秀成果大批涌現(xiàn)，媒介環(huán)境學者大展拳腳，開始問鼎北美傳播學的核心圈子。這個學會成為溝通和整合紐約學派和多倫多學派的橋梁，成為媒介環(huán)境學發(fā)展的堅強堡壘。 如今活躍在紐約學派里的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有保羅·萊文森、約書亞·梅羅維茨、蘭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剛。萊文森是數(shù)字時代的麥克盧漢，任媒介環(huán)境學會顧問，他的傳播學名著均已在國內翻譯出版。梅羅維茨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國問世。這本書嫁接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和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社會學戲劇分析手法。林文剛編輯的《媒介環(huán)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已經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該書以紀傳體的方式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的思想史，重點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的先驅和杰出學者，計10余人。他們是尼爾·波斯曼、劉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呂爾、馬歇爾·麥克盧漢、哈羅德·伊尼斯、詹姆斯·凱利、本杰明·李·沃爾夫、蘇珊·朗格、沃爾特·翁和伊麗莎白·愛森斯坦。 三、核心命題 媒介環(huán)境學（Media Ecology）這個術語由麥克盧漢創(chuàng)造，但他沒有公開使用。1968年，尼爾·波斯曼首次公開使用這個術語。1970年，他接受麥克盧漢的建議，在紐約大學創(chuàng)建媒介環(huán)境學博士點。在此后的30多年里，這個教學計劃培養(yǎng)了數(shù)以十計的博士和數(shù)以百計的碩士。1998年9月4日，以他為精神領袖的“媒介環(huán)境學會”正式成立，如今這個學會在北美迅速發(fā)展，成功進入北美傳播學的主流圈子，媒介環(huán)境學派成為與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鼎立的第三學派。這個學會的領導班子多半是波斯曼的弟子。 2007年，《媒介環(huán)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在國內翻譯出版，筆者評該學派的系列論文也相繼問世，這是國內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的開端。該書由媒介環(huán)境學會副會長林文剛博士編輯并參與撰寫，是媒介環(huán)境學思想傳統(tǒng)、經典文本和多維視野的集萃，是該學派第一部自覺反省的歷史記述和思想批評之作，它系統(tǒng)地提煉、歸納和闡述了該學派從萌芽、誕生、成熟到壯大的歷程。除緒論、結語之外，該書用紀傳體的方式描繪并評價了10位媒介環(huán)境學的先驅、奠基人和代表人物。 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的核心命題之前，有必要明確該學派的媒介概念。最重要的概念是四個“泛”論（“泛”技術論、“泛”媒介論、“泛”環(huán)境論、“泛”文化論）和三個環(huán)境層次（符號環(huán)境、感知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多數(shù)媒介環(huán)境學者認為，一切“第二自然”、一切人工干預過的社會現(xiàn)象都是技術、文化、環(huán)境和媒介。換言之，在他們的心目中，技術、文化、環(huán)境和媒介幾乎是可以通約的，幾乎可以畫等號。 我們緊接著談談媒介環(huán)境學的定義。什么是媒介環(huán)境學？波斯曼的兩種定義是頗具代表性的。 “媒介環(huán)境學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tǒng)。具體地說，媒介環(huán)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研究我們和媒介的互動如何促進或阻礙我們生存的機會�！� “媒介環(huán)境學研究信息環(huán)境。它致力于理解傳播技術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數(shù)量、速度、分布和流動方向，致力于弄清這樣的信息形貌或偏向又如何影響人們的感知、價值觀和態(tài)度�！� “在不同場合，林文剛教授以不同的方式提煉和表述媒介環(huán)境學的核心命題。他在紐約大學給博士生授課時提出的四個核心課題是：①重要思想，包括界定性理念、理論或主題，以及文化、技術與傳播的關系；②這些思想背后的主要學者，比如劉易斯·芒福德、哈羅德·伊尼斯、馬歇爾·麥克盧漢；③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政治和思想語境；④當代學者如何運用這些理論�！� 在《媒介環(huán)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的緒論篇里，林文剛提出三個“媒介環(huán)境學深層的理論命題”：①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②傳播媒介有7種偏向；③傳播技術對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心理各方面產生影響。他的表述分別是： “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只管把數(shù)據(jù)或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送到另一個地方。實際上，媒介固有的物質結構和符號形式發(fā)揮著規(guī)定性的作用，塑造著什么信息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編碼和傳輸，又如何被解碼。在這樣的理論表述層面上，一種媒介的符號形式產生它編碼的特征，而媒介則用這樣的編碼來表達信息（比如模擬式符號和與之相對的數(shù)字式符號）；同時，媒介的符號形式又決定著符號組合的結構（比如命題式結構和與之相對的表現(xiàn)式結構）�！� “每一種媒介獨特的物質特征和符號特征都帶有一套偏向。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可以借用尼斯特洛姆設計的一套理論來概括�！边@7種偏向是：思想和情感偏向，時間、空間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會偏向，形而上偏向，內容偏向。 “傳播技術促成的各種心理或感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結果，往往和傳播技術固有的偏向有關系�！� 1996年，波斯曼在《教育的終結：重新界定學校的價值》里對媒介環(huán)境學的10個命題做了這樣的總結：①一切技術變革都是雙刃劍，利弊同在，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②新技術的利弊使有些人獲利，有些人受害；③每一種技術都有一種哲學理念，都對人產生深刻的影響；④一種新技術往往挑戰(zhàn)一種舊技術，在時間、注意力、金錢、威望和“世界觀”上向舊技術發(fā)起攻擊；⑤技術變革不是疊加性的，而是生態(tài)性的——?一種新技術并非僅僅是追加什么東西，而是改變一切；⑥因為信息的編碼是符號的形式，所以不同的技術就有不同的思想和情緒偏向；⑦因為技術容易獲取的程度和速度不一樣，所以不同的技術就有不同的政治偏向；⑧因為有不同的物質形式，所以不同的技術就有不同的感知偏向；⑨因為我們注意技術的情況不一樣，所以不同的技術就有不同的社會偏向；(10)因為技術的內部結構和經濟結構不一樣，所以不同的技術就有不同的內容偏向。 四、學派源流 我們將盡力追溯媒介環(huán)境學的幾種思想淵源，理清其流變。根據(jù)我們的理解，媒介環(huán)境學主要的源頭是語言相對論、城市生態(tài)學、芝加哥社會學派和英國的新批評。 媒介環(huán)境學認為，最重要、最早誕生的人類媒介是口語，這是人類媒介演化的第一場革命，所以把語言作為人與環(huán)境交流的最重要的中介。為此，學派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人物沃爾特·翁寫了專著《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來研究口語、拼音文字和印刷術。 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把學派的思想追溯到20世紀初的相對論思想及其在人類語言學里的表現(xiàn)：語言相對論。她探討本杰明·李·沃爾夫和蘇珊·朗格如何把相對論思想轉化為媒介環(huán)境學的基石。她說，我們認識的環(huán)境是我們的感官、符號和工具提供的現(xiàn)實：“這個觀點認為，人們接觸的現(xiàn)實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們的感知、探索、表征和傳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現(xiàn)實的版本。我把這個思想當作20世紀具有界定性的思想，而且是媒介環(huán)境學賴以建立的思想�！� 她把相對論思想追溯到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說明了現(xiàn)實的相對性、現(xiàn)實的社會構建的相對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對性�！� 她把語言作為最重要的媒介來研究：“語言及一切表征經驗的符號系統(tǒng)扮演重要的角色，影響我們如何構建現(xiàn)實，進而影響我們在現(xiàn)實里如何做事……最系統(tǒng)、最有力地表達這個觀念的并不是物理學家，而是人類語言學家本杰明·李·沃爾夫和愛德華·薩丕爾�！� 媒介環(huán)境學的另一思想源頭是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態(tài)學。芒福德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百科全書式的奇才，這位社會哲學家、大學教授、建筑師、城市規(guī)劃師、評論家留下傳世之作數(shù)十部，他的媒介環(huán)境學著作中最為人稱道的代表作有《技藝與文明》《城市文化》《歷史名城》《人類的境遇》《城市的發(fā)展》《公路與城市》《機器的神話之一：技術與人類發(fā)展》《機器的神話之二：權力的五邊形》《都市的前景》等。 芒福德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和社會批評家之一，在生態(tài)運動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城市發(fā)展和更新、地區(qū)規(guī)劃、藝術批評和文學批評等方面，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和媒介環(huán)境學相關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他技術歷史分期的思想；他有關技術和人類發(fā)展的技術有機理論（techno-organicism）；他對“王者機器”（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術壟斷和國家機器的批判。 林文剛和蘭斯·斯特雷特研究并吸收了芒福德的思想，他們合作的文章《劉易斯·芒福德與技術生態(tài)學》已有中文譯文。 媒介環(huán)境學者繼承了芒福德強調知與行關系的思想，看重踐行。芒福德、伊尼斯、麥克盧漢、伊尼斯、萊文森都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他們抨擊時弊、研究大眾文化、關心教育改革、進行對策研究，代表著作有麥克盧漢的《機器新娘》、波斯曼的《認真的反對》和《作為保存活動的教學》、萊文森的《捍衛(wèi)第一修正案》。 伊尼斯繼承了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專攻政治經濟學，師從凡勃倫，但同時又浸淫在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生態(tài)思想和傳播思想里，羅伯特·帕克、歐內斯特·伯吉斯、羅德里克·麥肯錫、查爾斯·霍頓·庫利、約翰·杜威、喬治·赫伯特·米德都對他產生了影響。胡翼青認為：“盡管伊尼斯很少引用凡勃倫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們與自己的關系，但他的研究從理論到方法，卻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為首的芝加哥學派的基礎之上。” “另一方面，伊尼斯的研究在學術基調上糾正了芝加哥學派傳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義的缺陷……這集中表現(xiàn)在他對西方文明的空間偏向的憂心忡忡。伊尼斯認為這最終將為西方文明帶來災難。” 麥克盧漢認為，伊尼斯的很多論調幾乎就是帕克言論的翻版：“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這類言論中聽到伊尼斯的調子：‘技術設備自然要改變人們的習慣，并且必然改變社會的結構和功能�！�‘按照這個觀點，似乎可以說，每一種技術設備，從手推車到飛機，就其提供一種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動裝置來說，已經而且也應該標志社會發(fā)展的一個新紀元。同理，據(jù)說每一種文明自身就攜帶著自我毀滅的種子。這個種子可能就是那些引進新的社會形態(tài)、送走舊的社會形態(tài)的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發(fā)揚光大英國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思想。他在劍橋大學師從新批評的旗手理查茲（I. A. Richards）、燕卜蓀（William Empson）和利維斯（F. R. Leavis）。這幾位大師推翻了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他們講授的文學課程偏重認知、美學和社會學，這感染了麥克盧漢，使他學會扮演橋梁的角色。他把人文學科中的文化藝術產業(yè)連接起來，把社會科學中的主干學科連接起來，把文學文化和科學文化兩大“對立”的文化連接起來。 新批評最重要的思想是注重語言的形式，而不是其內容。這對麥克盧漢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麥克盧漢“媒介即是訊息”就是從新批評學來的。語言和媒介的形式是“看門狗”的比方就是從艾略特學到的。麥克盧漢說，媒介的“內容”就像是一片滋味鮮美的肉，媒介的“形式”像看門狗，撬門賊用“內容”來渙散看門狗的注意力，使人不注意“形式”。 新批評順理成章的結論不就是把人類語言當作最重要的傳播媒介嗎？理查茲、燕卜蓀、利維斯不是教他要特別注意語言這種技術的影響嗎？人類通過語言感知世界，語言塑造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燕卜蓀的《晦澀的七種類型》對麥克盧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說語詞晦澀，研究語詞的最好辦法不是研究其“內容”（即詞典中的意義），而是研究其語境效果； 如果說這些效果是潛意識的，那么其他的人工制造物的效果也應該是潛意識的——輪子、印刷機等都是如此。 利維斯的《文化與環(huán)境》對麥克盧漢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因為實用的文學批評是用來培養(yǎng)環(huán)境意識的：“實用的文學批評——散文和詩歌的分析——可以推及廣告的分析（分析其吸引力和文體特征），還可以將新聞體裁和大眾小說相比較。” 五、評價與詮釋 如何給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傳播學派命名？這是一個長期困擾學界的問題。給這個學派命名有一個繞不開的問題，這就是如何評價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媒介思想的實質是什么？又如何命名？是技術決定一切？技術樂觀主義？技術決定論？如何從他詩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 麥克盧漢遭遇到一切“先知”的共同命運。20世紀60年代，幾乎整個北美的宣傳機器都開動起來為他服務。但就在他如日中天時，其名聲也是毀譽參半的。北美學界和新聞界撕裂為兩半，贊譽者把他捧上天，封他為“繼牛頓、達爾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電子時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毀之者把他打入地獄，貶他為“攻擊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師”“為半拉子藝術家做黑彌撒的教士”。學界對他的兩極評價很快就集結為兩本文集：《麥克盧漢：冷與熱》（1967）和《麥克盧漢：毀譽參半》（1968）。 學界的困擾還來自該學派內部。以保羅·萊文森為例，他對麥克盧漢的評價就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從1977年到1980年，萊文森和麥克盧漢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不止一次從紐約北上到多倫多去“朝覲”麥克盧漢，但圍繞麥克盧漢思想的實質，兩人的意見卻迥然不同。萊文森的博士論文《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理論》（1979）認為，麥克盧漢的思想是技術決定論，讀到這樣的評價之后，麥克盧漢立即打電話予以反駁。 10年后，萊文森修正了對麥克盧漢的評價，有他的話為證：“1978年，事實本身似乎證明，麥克盧漢持媒介決定論。如今，用事后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問題——在后視鏡里回顧他，回顧我最初對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見，用媒介決定論來描寫他未必是妥當?shù)摹！? 30年后，美國學者林文剛采用了非常冷靜的考察和自省，他認為技術媒介與文化的關系可以用一個理論命題的連續(xù)體來表現(xiàn)，執(zhí)其兩端的是硬技術決定論和軟技術決定論，執(zhí)其中端的是技術/文化共生論，麥克盧漢偏向硬決定論，萊文森偏向軟決定論，林文剛本人主張技術/文化共生論。 圍繞麥克盧漢的思想是否是“技術決定論”的問題，中國學者的評價也經歷長期的爭論和思考，如今的趨勢是能夠同情并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實質，而不是簡單地給他扣上一頂“技術決定論”的帽子。 1998年，北美媒介環(huán)境學派正式定名為Media Ecology。從誕生到舉旗，這個學派經歷了幾十年的坎坷。中國學者給這個學派定名也經過了十來年的反復琢磨。因為北美的媒介環(huán)境學和中國學者提出的媒介生態(tài)學的英文同名，均為Media Ecology，所以北美Media Ecology學派的中文譯名也經歷了一個過程。最近三年，筆者和林文剛教授、陳世敏教授以及深圳大學的幾位同事反復琢磨，決定將其定名為“媒介環(huán)境學”。 林文剛對此做了一些說明：“為了維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議把迄今為止我一切中文著作里的Media Ecology 的譯名從‘媒介生態(tài)學’一詞更名為‘媒介環(huán)境學’�！彼�還進一步解釋如此定名的原因：“我們用媒介環(huán)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為波斯曼（1970年）在就這門學科的定義和范式的首次公開講話里做了這樣的表述：媒介環(huán)境學把環(huán)境當作媒介來研究……我們選擇媒介環(huán)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個詞本身體現(xiàn)并喚起環(huán)境保護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觀念和實踐，它同時使人看清媒介環(huán)境學人文主義（humanism）和行動主義（activism）的一面，說明它是一種實踐哲學、一種社會思想學說……‘踐行’媒介環(huán)境學和‘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2005年以后，李明偉和丁未兩位博士到深圳大學任職，臺灣政治大學的陳世敏教授和美國新澤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學的林文剛教授分別來校講學，我們幾人認真切磋這個學派的譯名問題。我們決定將其定名為“媒介環(huán)境學”。 筆者對這個定名做了詳細的說明：“這個最后崛起的學派叫什么名字好呢？它既是麥克盧漢研究、伊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對這些個別學者的研究……Media Ecology的中文譯名起初直譯為‘媒介生態(tài)學’。但這個‘媒介生態(tài)學’和國內學者關注的‘媒介生態(tài)學’并不是一回事……2005年秋，李明偉博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到深圳大學任職。自此，我們開始切磋北美這個學派的譯名問題。他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tài)理論研究》里的所謂“形態(tài)理論”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學派，因為這個學派強調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內容……同時，丁未博士從同濟大學到深圳大學任職，她剛剛翻譯出版了媒介環(huán)境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凱利的代表作《作為文化的傳播》。于是，我們三人就開始考慮北美Media Ecology學派的譯名問題……臺灣政治大學的陳世敏教授和美國新澤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學的林文剛教授分別訪問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fā)展研究中心……經過幾個月的跨洋飛鴻，我們決定采用究其實而不據(jù)其形的辦法給這個學派定名，也就是說，根據(jù)該學派的根本性質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應該定名為“媒介環(huán)境學”，而不是采用幾年來已經在使用的‘媒介生態(tài)學’。我們先后考慮過的其他譯名比如‘媒介哲學’和‘媒介形式學’都一一放棄了�！� 迄今為止，國內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派最全面、客觀、冷靜、公允的成果是李明偉先生的博士論文《媒介形態(tài)理論研究》（2005）。據(jù)我所知，他正在根據(jù)近三年研究的心得修訂論文，準備出版。我在此對這篇博士論文做一些介紹，借以反映國內對媒介環(huán)境學研究比較有分量的水平。 《媒介形態(tài)理論研究》分“導論”“媒介形態(tài)理論”“理論與時俱進”“媒介形態(tài)及其社會影響分析”“作為一個研究范式的媒介形態(tài)理論”“問題與批評”“媒介形態(tài)與社會化”“研究結論”等八部分。 李明偉博士對自己的博士論文做了比較客觀的評價：“本文首先分析了學者們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共性，并從科學哲學的高度論證了他們作為一個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其次，注重從社會歷史背景和每個學者的個人情況，解讀這一研究范式的發(fā)展縱線。然后，對他們的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批判和評價�！� 論文主張對麥克盧漢做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有人說，麥克盧漢是電子媒介的狂熱宣教者。但是，從他提出的這個媒介定律來看，麥克盧漢在對新媒介的態(tài)度上表現(xiàn)出罕有的冷靜、務實和周全。實際上，麥克盧漢自始至終都抱有這種認真的態(tài)度：理解媒介，而不是嘩然或愕然�！� 論文的結論之一是：“伊尼斯、麥克盧漢、波斯曼、梅羅維茨、萊文森等人的研究是一個比較規(guī)范的研究范式。我稱之為‘媒介形態(tài)理論’。” 論文的結論部分列舉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六個規(guī)定性特點”：①立論的中心和原點是媒介；②側重研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傳播的具體內容；③區(qū)別對待不同媒介的特性，反對泛論媒介；④注重考察媒介形態(tài)變化的動態(tài)歷史；⑤研究的旨歸是從媒介形態(tài)及其變化的角度來解讀社會歷史變遷； ⑥考察的媒介效果和可能影響發(fā)生在長遠的時期和廣大的范圍。 這是他三年前對媒介環(huán)境學派進行的評價和詮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內學者的共識。如今，國內至少有十來位學者注意對麥克盧漢及其學派的重估，隨著該學派自覺反省的深入，我們對它的研究也將步步深入。麥克盧漢和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研究不僅有利于推動國內的媒介生態(tài)學研究，而且有利于推動人文學者、科技專家和普通的中國讀者面向未來的技術發(fā)展和社會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