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周邊地區(qū)遭受新冠疫情和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雙重影響。同年，中美在亞洲地區(qū)的“戰(zhàn)略競爭”更加激烈。美國特朗普政府本應集中精力應對本國的嚴重疫情，卻在中國周邊地區(qū)加大了對華戰(zhàn)略競爭力度。比如，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zhàn)略”以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為依托，試圖構建所謂“印太”版的新“北約”；在南海地區(qū)，美國采取多種手段強力介入和打壓中國；在中南半島，美國反復炒作瀾湄水資源問題，挑撥中國和湄公河流域國家關系。

　　2020年，中國與周邊國家開展了富有成效的抗疫合作，拉緊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紐帶以應對美國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2020年11月，中國與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簽署《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RCEP），這是中國加大對亞太戰(zhàn)略投入的可喜成果和近階段經濟外交的重大進展。①2020年11月，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將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CPTPP），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在國際場合做出這一明確表述。②中國積極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夯實周邊地區(qū)的戰(zhàn)略基礎，可平衡和牽制美國的對華競爭戰(zhàn)略。近年來，周邊已經成為中國外交布局的“雙重點”之一。①

　　《中國周邊外交研究》第十二輯（2020年第二輯）（以下簡稱“本輯”）刊載了9篇學術論文、1篇書評和2篇會議綜述。本輯對新冠疫情與中國周邊外交、中美在亞洲地區(qū)的“戰(zhàn)略競爭”等議題做了重點回應。本輯的內容涉及新冠疫情下的中日關系、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周邊交往、安倍內閣對華政策、印度對華戰(zhàn)略、菲律賓政府對華政策、日本對南亞地區(qū)的政府開發(fā)援助外交、瀾湄合作機制、《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納土納群島附近水域捕魚等方面的內容。

　　“新冠疫情與周邊外交”欄目刊載了吳寄南撰寫的《新冠疫情下中日關系面臨的挑戰(zhàn)與機遇》一文。該文認為，新冠疫情導致中日間一些結構性矛盾再次凸顯，但中日關系也迎來了若干難得的發(fā)展機遇。新冠疫情導致2020年的中日關系未能延續(xù)前兩年持續(xù)向好的勢頭。由于內外各種消極因素疊加，兩國間一些結構性矛盾再次凸顯，涉華輿論氛圍明顯惡化。中日關系在面臨嚴峻挑戰(zhàn)的同時，也迎來了三大發(fā)展機遇，即抗疫斗爭有助于提升兩國的“命運共同體”意識，防控疫情的“時間差”推動兩國深化互利合作，區(qū)域經濟合作升溫呼喚中日兩國“雙輪驅動”。為構筑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亟須管控對立分歧、加強戰(zhàn)略溝通、促進經濟融合、推動民間交流，從而推動兩國關系盡快走上健康和穩(wěn)定的發(fā)展軌道。

　　“新冠疫情與周邊外交”欄目也刊載了溫堯撰寫的《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共產黨的周邊交往》一文。該文探究了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周邊國家的政黨和組織開展的交往活動�；�于對經驗材料的系統(tǒng)性梳理，中國共產黨在疫情期間的周邊交往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疫情暴發(fā)”（2020年1月23日至3月10日）、“推動抗疫合作”（2020年3月11日至4月中旬）、“新常態(tài)”（2020年4月中旬起）。在中國國內疫情的發(fā)展變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這三個階段的周邊交往隨之調適演進。疫情之下中國共產黨的周邊交往，一方面有助于推動中國整體的周邊外交，增強中國對周邊的情感投入；另一方面有助于在中國周邊樹立正面的中國共產黨形象，促進中國共產黨與周邊國家政黨的治理經驗交流。作者認為，展望“后疫情”時代，疫情期間形成的政黨互動模式或將長期留存，而中國共產黨領導抗疫的經驗或將作為典型案例留在治理經驗交流的議程中。

　　“周邊國家對華外交”欄目刊載了楊魯慧和石敏合作撰寫的《安倍內閣對華政策演變調整的動因分析》一文，分析了安倍晉三兩次執(zhí)政期間對華政策發(fā)生多次轉變的原因。作者認為，安倍晉三2006-2007年第一次執(zhí)政時期致力于改善對華關系，2012年第二次執(zhí)政后轉向對華強硬政策，2017年步入第二次執(zhí)政后期之后由對華強硬變?yōu)閷θA協(xié)調。該文借鑒新古典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分析框架，以亞太格局變動的體系因素為自變量，以國內層次因素為干預變量，分析了自變量是如何通過干預變量引起安倍內閣對華政策的調整演變（因變量）的。作者認為，亞太格局的體系因素是安倍內閣對華政策轉變的根本動因，領導人意象和國家-社會關系干預認知是安倍內閣對華政策轉變的重要動因，國內政治制度干預決策是安倍內閣對華政策轉變的基本因素。

　　“周邊國家對華外交”欄目的第二篇文章是師學偉和沈霜霜撰寫的《中印關系70年——解構印度對華的制衡戰(zhàn)略》一文。該文認為，制衡是70年來印度對華戰(zhàn)略的主導思想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度對華制衡戰(zhàn)略是導致中印關系跌宕起伏的主要因素。從理論上分析，國際關系中的制衡理論為印度對華制衡戰(zhàn)略提供了理論支撐。從實踐上來看，印度對內全力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內部制衡）、對外努力構建針對中國的伙伴關系網（外部制衡），是對華制衡戰(zhàn)略的具體表現(xiàn)。從效果上評判，印度對華制衡戰(zhàn)略具有必然性，但對比內部制衡與外部制衡的效果，印度更青睞于對華實施外部制衡。

　　“周邊國家對華外交”欄目的第三篇文章是程曉勇撰寫的《21世紀以來菲律賓政府對華政策與菲中關系演變》一文。該文對21世紀以來菲律賓三任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內容及菲中關系的演變做了分析。作者梳理了阿羅約政府、阿基諾三世政府以及杜特爾特政府的對華政策，認為三任政府對華政策的性質和內容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相應地，菲中關系也出現(xiàn)了曲折反復。作者發(fā)現(xiàn)，杜特爾特政府的對華政策與阿羅約政府的對華政策都以“合作”和“友好”為主要基調，其中阿羅約政府的對華政策內容以發(fā)展對華經貿關系為主，杜特爾特政府則更注重發(fā)展全面的合作關系。阿基諾三世政府時期，菲律賓對華政策主要以南海問題為中心，其整體對華政策的“對抗”與“遏制”特征突出。影響三任政府對華政策的因素包括菲律賓國內的經濟因素、中國方面的因素以及美國方面的因素。

　　“周邊國情研究”欄目刊載了包霞琴和糜昱合作撰寫的《中美戰(zhàn)略競爭下日本對南亞地區(qū)的政府開發(fā)援助外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