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歲走上謀生之路，把微薄收入寄回農村老家供三個妹妹四個弟弟上學。自己省吃儉用，艱苦生活，后來才筑起了一個讓同行和朋友羨慕的小家。閉目回憶清晰，情感波動強烈，可謂愛恨情仇滿懷。然而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一路走來，在災難降臨時總有貴人相助。

從1944年到1948年的短短四年里，我遭受了兩次遣散打擊。要不是演員李健為我作主，找到個好丈夫，我真不知道會怎么活下去。現在回想還不免后怕。

1949年，新建成的上海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上影)貼布告要招一名編外員工，我考上了。從延安來到上海接管電影系統(tǒng)的鐘敬之副廠長知道我的困難情況后，批準我由編外轉為編內，在秘書科做擬稿工作。后來，我曾寫過一篇《新中國給了我金飯碗》的紀念文章，還得了獎。1953年，我被調到翻譯片組剪輯室。原想轉翻譯室的，后來發(fā)現癡人說夢，不可能。我安定下來自學剪輯，從國外影片中學到不少名剪、名導的技藝。通常，外語片配成中文版，分段是最難的，常常一本片子要看好幾遍才分得下來。對白多的，如蘇聯片《非常事件》，就更困難。因為我剛打好俄文基礎，所以基本能做到看一遍就行。最初，導演傅超武不相信，跟我到剪輯室看，發(fā)現我以語言為憑，片子在機器上搖過時，會準確無誤分成小段，他才放心了。由于他的信任和傳播，以后幾個導演都點名要我參與工作。實踐機會多，進步更大，再后來參加故事片組時，我輕輕松松就把片子剪輯好了。這些成績都得益于我在翻譯片組夯實的專業(yè)基礎。1956年，我被調入故事片廠剪輯室，領導有偏見，不相信自學能成才。我的丈夫湯曉丹接受《不夜城》導演任務時，攝制組人員名單中才第一次有了藍為潔這個名字。這是因為他讀過我做的學習外國影片的筆記，認為我真的掌握了獨立剪輯故事片的本領。如果沒有這個第一次，不知道我還會被擱置在冷角落多久呢。

粉碎四人幫后，我正式恢復工作，剪輯了新導演楊延晉拍攝的《苦惱人的笑》。導演相信我，力挺我，我的專業(yè)能力達到頂峰。片子得了獎，我也因導演的好評有了更多機會，又一連剪輯了《巴山夜雨》《南昌起義》《城南舊事》《廖仲愷》等四部得獎影片。

1993年，我戰(zhàn)略轉移去寫紀實性文章。《文匯報》編輯史中興和《文匯電影時報》編輯羅君耐心幫助，不吝篇幅為我辟《影人圈》專欄，讓我有機會寫了五年記憶中的影人影事。有了他們的支持，我才有繼續(xù)發(fā)表長短文章的勇氣。今天的好光景和我的九○后心態(tài)，可以說都是史中興和羅君引導的結果。

從我主攻寫作開始，報紙、雜志的責任編輯們都助我一臂之力。他們主動約稿，在發(fā)表前認真投入的程度，就像是正在與我合作寫稿一樣。比如《大眾電影》的責任編輯翟建農，他校正過的稿子，刪除的部分讀著不嫌少，增加的部分就像我自己寫的，甚至比我寫的更通順，更有分量，更富內涵。再有《影博·影響》的高寧，她對我手寫的不規(guī)范字，硬是一個一個連認帶猜看準了才發(fā)表的。有的字猜不出認不了，就打長途電話問我，十分負責。這也讓我感悟到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只有做人好，才能做事好。我的一生，磕磕碰碰，受過不少打擊，有時痛心疾首，但沿途總有貴人相助，沒齒難忘；我的筆下，愛恨情仇，苦甜交替，喜怒參半，都是真情流露。老來日夜思忖，難眠而伏案行文，豐富了我的獨居生活。上下左右前后對照了一下，在同齡人、同業(yè)人、同路人中，像自己這樣與往事較真的人似乎不多。換句話說，我比別人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