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他們三個人，不可能桃園三結義。一個是英國貴族和美國家族繼承人的后代，熱衷于捍衛(wèi)等級制度和帝國。一個是來自哈德遜河谷的神秘鄉(xiāng)紳，政治上進步，癡迷于歐洲帝國主義。還有一個是冷酷堅韌的革命者，現(xiàn)在，決心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里，逐步建立自己的影響力和自己國家的威望。然而，在近4年的時間里，三巨頭領導了歷有效的聯(lián)盟，在1941年至1942年殘酷的冬天里克服了重重困難，到1945年，戰(zhàn)勝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政權，戰(zhàn)勝了意大利和日本等軸心國。更重要的是，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三人組合，每一個人都被另外兩個人所吸引，真正嘗試著以獨特的方式建立個人關系。正如本書將展示的那樣，他們的三角外交關系，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果。
溫斯頓丘吉爾、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瑟夫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lián)至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突然去世之間，相互往來了682封信。這些信件，有些是冗長的政策性文件，有些只是閑談，對聊前線的新聞簡報，另一些是簡短的確認通知、致謝或供應物資清單�！犊死锬妨謱m的信件》刊載了他們重要的往來信函，占信件總數(shù)的一半多，包括那些揭示三位偉人性格和他們會面計劃的信函，以及關于第二戰(zhàn)場、北極護航船隊和戰(zhàn)后勢力范圍等核心問題的往來信件。所有信件將會在今后的網(wǎng)絡在線版本中展示。
1957年，蘇聯(lián)政府首次出版了三巨頭的信件，有俄文版和內容既全面又準確的英文翻譯本。這項工作是斯大林本人在1950年發(fā)起的，作為他反駁西方歪曲歷史運動的一部分。但在1951年末，臨近出版時，這個項目突然被放棄了，直到赫魯曉夫時代才出版，由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lián)�任主編。�?jù)推測，也許僅僅是因為兩位譯者都是英國人。蓋伊伯吉斯和唐納德麥克萊恩都畢業(yè)于劍橋大學，當時居住在莫斯科，他們對英文文本稍微作了潤色。蘇聯(lián)是個出版原始文獻的國家，而且譯文如此準確，這不符合西方冷戰(zhàn)思維下對專制主義的蘇聯(lián)人的刻板印象。莫斯科之所以著急出版這些信件，是因為注意到了丘吉爾和其他西方戰(zhàn)爭回憶錄作者的用意和態(tài)度，他們選擇性地使用斯大林的信件，弱化在擊敗希特勒的戰(zhàn)爭中蘇聯(lián)所起的巨大作用。
然而，這些文獻的出版，是未加工的原始資料，極少有蘇聯(lián)方面的背景介紹�，F(xiàn)在，借助于三國政府的檔案，特別是近公開的斯大林檔案和外交部檔案中的蘇聯(lián)資料，以及私人信件和日記，有可能將這些信件置于完整的國際背景中：約有5000份文件的項目數(shù)據(jù)庫，包括每封信件的草稿，顧問之間或英國內閣等會議上討論這些信件的記錄，以及大使們對三位主角如何傳遞和接收信件的方式所作的評論。通過這些林林總總的資料，這些信件打開了了解這場戰(zhàn)爭的外交活動的多重窗口。為了揭示這一點，本書輔以相關解說，將原始信件和背景鏈接在一起，用以闡明它們的完整意義。敘述以時間順序展開章節(jié)，每一章都以簡要概述幾個月的事態(tài)發(fā)展開始。這些信件和評論，生動地揭示了丘吉爾所稱的大聯(lián)盟和羅斯福所謂的同盟國的外交，深入地揭示了在1940年至1941年的世界危機中聚集在一起的三位卓越的但迥然不同的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
丘吉爾和羅斯福都很坦率地表示，他們希望與這位迄今為止一直離群索居的蘇聯(lián)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斯大林也很享受他在國際政治高層的新地位，并對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與美國和英國的對話者對抗（及合作）感到興奮。盡管雙方交換的一些信息，似乎只是程序化地陳述事實，但很多都具有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私密性。從不同的國家檔案中可以看出，這三位領導人在撰寫信稿時都很謹慎，仔細思考了該說什么，什么時候說，用何種語氣說，然后焦急地等待回應。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也復制了他們在后續(xù)的草稿中所作的更重要的修改。
愛較真的人應該知道，不存在所謂信件的真實的文稿。這些信件不僅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且大部分信件還是作為秘密電報被傳遞，這意味著要對文字進行加密和解密。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同義詞取代了原始詞，而且詞序也經(jīng)常被打亂，以減少密碼被軸心國破解的危險。這就解釋了英國首相的不滿，丘吉爾曾向他的內閣抱怨說：在翻譯的過程中，原文的語氣往往被破壞了。在少數(shù)情況下，誤譯引起了誤解，甚至是冒犯。比如在1943年10月丘吉爾的一封信中，英文單詞diversion（牽制）被克里姆林宮錯誤地翻譯為diversiya（俄文意思是顛覆或破壞）。因此，這本書刊載了丘吉爾和羅斯福用英文發(fā)送或接收的信件版本，盡管蘇聯(lián)人的翻譯通常很粗糙，尤其是1943年至1944年蘇聯(lián)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翻譯不能令人滿意，當時安德烈葛羅米柯正在適應新大使的環(huán)境。這里，關鍵是要看斯大林的信件是以何種形式呈現(xiàn)給美國總統(tǒng)和英國首相的，以及美國總統(tǒng)和英國首相又作了怎樣的解讀。
對一些讀者來說，所有這些似乎都是枯燥的評注。因此，我們有必要詳細說明其中的微妙之處，尤其對熟悉臉書的一代人更是如此。在手機、電子郵件、網(wǎng)絡電話和社交媒體出現(xiàn)之前，在一個戰(zhàn)爭使國際旅行變得危險的世界里，電報是主要的通信手段。這是三個不太可能成為盟友的國家互相了解對方的途徑。事實上，羅斯福和斯大林直到巴巴羅薩行動開始后的第29個月，才于1943年11月在德黑蘭會面。他們的第二次會面，也是后一次，是1945年2月在雅爾塔。即使是喜歡四處游歷的丘吉爾，也只與斯大林舉行過四次會晤，分別是德黑蘭峰會和雅爾塔峰會，以及在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他對莫斯科的單獨訪問。在戰(zhàn)爭的其他大部分時間里，三巨頭再沒有面對面地交流過。
他們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書信建立的。這種個人互動交流和內心思想感情的流露，在歷史上有過一些著名例子。人們會想起西塞羅致阿蒂庫斯和其他朋友的信件，埃洛伊茲和阿伯拉爾博學多才的激情，或是伏爾泰與葉卡捷琳娜二世和啟蒙運動的其他杰出人物的通信。事實上，在18世紀，書信體小說一度成為受人追捧的流派，這要感謝塞繆爾理查森、讓-雅克盧梭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等作家，他們通過主要人物的信件，展開了他們的故事。當然，本書的書信并不會成為文學的經(jīng)典。然而，它們值得被銘記，因為這些信反映了20世紀重要的三位國際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而且他們的通信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略格局的一個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