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學叢書》總序

在我看來，不管多變的時局到底怎么演變，以及兩岸歷史的舞臺場景如何轉換，都不會妨礙海峽對岸的國學研究，總要構成中國的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事實上，無論是就其時間上的起源而言，還是就其空間上的分布而言，這個幅員如此遼闊的文明，都既曾呈現(xiàn)出滿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現(xiàn)出多元一體式的聚集，這既表征著發(fā)展步調與觀念傳播上的落差，也表征著從地理到政治、從風俗到方言上的區(qū)隔。也正因為這樣，越是到了晚近這段時間，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學界來看，也都越發(fā)重視起儒學乃至國學的地域性問題。

可無論如何，既然國學正如我給出的定義那樣，乃屬于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總稱，那么在這樣的總稱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學流派乃至國學分支，畢竟都并非只屬于某種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說，一旦換從另一方面來看，尤其是，換從全球性的宏觀對比來看，那么，無論是何種地域的國學流派，都顯然在共享著同一批來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負載著這些典籍的同一書寫系統(tǒng)，以及隱含在這些典籍中的同一價值系統(tǒng)。

更不要說，受這種價值系統(tǒng)的點化與浸潤，無論你來到哪個特殊的地域，都不難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發(fā)現(xiàn)，那里在共享著同一個生活世界。甚至可以這么說，這些林林總總、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難得的生活實驗室，來落實那種價值的各種可能性。正因為這樣，無論來到中華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無論是從它的田間還是市井，你都可能發(fā)出似曾相識的感慨。這種感慨，當然也能概括我對臺北街市的感受，正因為那表現(xiàn)形態(tài)是獨具特色的，它對我本人才顯得有點出乎意料，可說到底它畢竟還是中國式的，于是在細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當然所有的多樣性都是可貴的。而進一步說，至少在我這個嗜書如命的人看來，臺灣地區(qū)的國學研究就尤其可貴，尤其是由那些桴海遷移的前輩們所做出的研究。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輩的薪火相傳。雖說余生也晚，無緣向其中的大多數(shù)人當面請益，然而我從他們留下的那些書頁中，還是不僅能讀出他們潛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動情而寫的：這些前輩終究會表現(xiàn)為最后的玫瑰么？他們當年的學術努力，終究會被斬斷為無本之木么？讀著這些幾乎是一生磨一劍的學術成果，雖然余生也晚，而跟這些前輩學人緣慳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懷想到，他們當年這般花果飄零，雖然這般奮筆疾書，以圖思緒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內心世界里，還是有說不出的凄苦猶疑。

終于，趁著大陸這邊的國學振興，我們可以更成規(guī)模地引進那些老先生的相關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話下，這種更加系統(tǒng)的、按部就班的引進，首先就出于一種親切的傳承意識。實際上，即使我們現(xiàn)在所獲得的進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國學高漲，也并非沒有臺灣地區(qū)國學的影響在。早在改革開放、邊門乍開的初期，那些從海峽對岸得到的繁體著作，就跟從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樣，都使得我們從中獲得

過新鮮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種學術史的內在線索，都必然表現(xiàn)為承前啟后的接著講，那么也完全可以說，我們也正是在接著臺灣地區(qū)國學的線索來講的。

與此同時，現(xiàn)在借著這種集成式的編輯，而對于臺灣地區(qū)國學的總體回顧，當然也包含了另一種活躍的對話意識。學術研究，作為一種有機增長的話語，其生命力從來都在于不斷的創(chuàng)新，而如此不斷創(chuàng)新的內生動力，又從來都來自后生向著前賢的反復切磋。也是惟其如此，這些如今靜躺在臺灣圖書館中的著作它們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對岸再版了才不會只表現(xiàn)為某種歷史的遺跡，而得以加入到整個國學復興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樣不在話下的是，我們還希望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為一種相應的和及時的提醒，那就是在這種多元一體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細聆聽來自寶島的那個特殊聲部。

最后要說的是，在一方面，我們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歷史目的論，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進程也總會開放向任何偶然性，無法再去想象黑格爾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講的：盡管我們的確屬于有限的、會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類，他們也的確屬于有限的、會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類，可話說回來，構成了彼此主觀間性的那種人心所向，卻并不是同樣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遞相授受、薪火相傳、永世長存的，由此也便顯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總還有理由去暢想：由作為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總稱的國學當然也包括臺灣地區(qū)國學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觀間性，也總還不失為一種歷史的推動力量吧？

劉東

2020 年6 月24 日于浙江大學中西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