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海書店出版社合作出版地方法治文化研究作品已五載，在資深出版編輯解永健老師等人指導幫助下，形成了《法字從水起滄浪歷史法治故事的現(xiàn)代鏡鑒》《耕讀傳家習律則地域文化視野的法治映像》以及本書《明法尚治覓初心江南區(qū)域治理的歷史回響與重構》可合稱為嘉興地方法治文化三部曲的成果。從醞釀起意，到策劃籌謀，再撰述成稿，個人的野心一點點膨脹，試圖從以下三個層面探索地方法治文化的研究進路。

《法字從水起滄浪歷史法治故事的現(xiàn)代鏡鑒》，嘗試在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廣度上進行探索。主要講述朱買臣、陸贄、屠勛、沈之奇、張元濟、褚輔成、徐志摩、沈鈞儒等嘉興名人們的法治事跡，并介紹了嘉興府爭田案、明朝梃擊案、清代文字獄、民國七君子案等重大司法案件，不少映襯有強烈的時代法治背景，或者對歷史法治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不乏巧合疊加的偶遇，也有相逢交集的驚艷，讓人窺見了嘉興人、嘉興事在法治長河奔流進程中掀起的波瀾和漣漪。其撰稿取意以一人、一案、一事為中心，選點切入，旁及其余，歸入舊案探蹤、文中章法、職官執(zhí)法、司法律政、循法讀史五個部分，供參讀對照。其撰稿風格亦秉持開放態(tài)度，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寫作風格，而是考慮素材積累詳略不同，既以筆記形式予以羅列整理，又有敘事風格的解讀演繹，雜有不少評析省思，基本做到沒有自己立意不寫，沒有新發(fā)現(xiàn)資料不寫，沒有歸集整理不寫，不簡單轉述別人觀點，避免小說式鋪陳戲說，雖不能保證篇篇是精品，但可謂下筆有言、言有所指。撰稿后體會難之處，在于文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涉及的地方文獻大多沒有現(xiàn)成整理版本，難免收羅不齊，兼有斷句斟酌和逐字打碼之累；涉及歷史人物的往往只存片言或者語焉不詳，難以精準把握全貌。故而該書的價值在于地域法治人文資料的廣泛網羅，在那些名人先賢的生涯軌跡中發(fā)現(xiàn)和察覺法治的影響力量，在一些歷史事件進程中探尋法治的演進邏輯，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道出法治進程的前行坎坷，展示了地方法治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既而稿成，不時從中發(fā)現(xiàn)法治領域古今對話的精彩之處，竟是如此琳瑯滿目，自感走進了法治文化的春天草原，處處有鮮花盛開的風景，收獲滿滿。

次作《耕讀傳家習律則地域文化視野的法治映像》，嘗試在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寬度上有所貢獻。繼續(xù)介紹了劉禹錫、趙汝愚、陳大齊等嘉興法治人物和法治故事，進而探究了嘉興律學、刑曹家族、民間敘事等法治現(xiàn)象和明代刑部尚書、現(xiàn)代法政高等教育人士等法治群體，在前期積少成多、走量匯集的基礎上，嘗試從著述史、藏書史、家族史等法治文化現(xiàn)象入手歸類整理，力求從更多角度、更多方位、更多層面展示地方法治文化的精彩之處，在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地域文化現(xiàn)象中找出法治文化的顯性存在，把某些領域的杰出人物聚攏在一起形成群體合影，在某一歷史時期的剖面展開法治文化的璀璨畫卷，共同勾勒出地方法治文化的諸多恢弘場景。這里，從地域文化現(xiàn)象審視法治文化是一個有趣的視角，可使地方法治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法律文本解讀或按照傳統(tǒng)法律文化敘事來構建地方法治文化研究框架，而是突出地方法治文化的自身特點，在傳統(tǒng)法治文化的大敘事之中增強地方法治文化小敘事的存在感。把一個個人物轉化為一個群體的視角同樣值得期待，可以感受某一時代背景下人物群體的共同命運，詮釋國家法治進程與地域人文交集互動的關系�；蛟S，可以讓人領略地方法治文化多姿多彩、層林盡染的歲月積淀和時光荏苒，感受到如水如歌、川流奔騰的歷史進程中旁支河流的匯集力量，更真切地觸摸到法治涌流的內在激蕩；或許，可在悠久長遠、人文淵藪的歷史時空中搜尋法治星空的光芒指引，建構起重大法治事件進程的參考坐標，探求對法治文化研究的諸多啟示。

本書《明法尚治覓初心江南區(qū)域治理的歷史回響及重構》，則嘗試在地方法治文化的深度上掘進發(fā)現(xiàn)。

怎樣在前期兩部作品的基礎上，以更多領域、更多載體、更多形式來展現(xiàn)地方法治文化，更好地體現(xiàn)嘉興及鄰近地方的區(qū)域治理與國家治理的聯(lián)系互動，是筆者在撰述本書時一直思考的主題。因此，本書努力在史料收集運用上有所擴展涉略、在說明論述上更加充分、在編排闡釋時更顯時空感，既考慮與前兩部作品的風格銜接，也考慮作品內容的深度積累，不致內容重復嘮叨，遂確定了繼續(xù)以一人一事一案為主、旁及其余的寫作思路，收羅嘉興為中心的江南區(qū)域要案、要人、要事，聚焦重要歷史時段、重大歷史案件、重點法治領域三個方面，以時間先后編排，分四方面內容呈現(xiàn)區(qū)域治理的歷史影響。

熙寧變法秀州獄版塊聚焦北宋熙寧變法（亦稱王安石變法）時期，以秀州發(fā)生的祖無擇詔獄事件串聯(lián)起多個相同性質的案件，以全景式并散點式視角涉獵了熙寧變法時期的政壇爭斗風云。寫完之后不禁感慨，一個地方的系列詔獄事件，竟然貫穿和影響了整個熙寧變法改革全局，顯示了區(qū)域治理對于國家政治的別樣影響。

明清重案尋蹤跡版塊聚焦明清時期的諸多要案，重點梳理、羅列了明嘉靖年間抗倭斗爭引發(fā)的系列案件、人物、傳說，以及清雍正、乾隆年間李督攀附抄家案、查氏科場獲罪案、乾隆汪姓分家案等在時間上、人物上或事件邏輯上互相聯(lián)系的個案，試圖闡述明清兩朝不同歷史時空里國家治理行為對地方法治策略選擇的深刻作用。

天庾正供漕政事版塊聚焦清代漕運制度，通過相關漕控、鬧漕個案直擊清代漕政的制度演變及在嘉興這個漕運重鎮(zhèn)的影響，把它們當作一場場跨時空、跨地域的對話，揭露漕政制度的種種弊端，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親歷者們的漕政思想、推行舉措和個人命運，探討個體人物參與國家治理、地域治理的有限性和能動性。

辛亥前后涌風云版塊聚焦辛亥革命前后的嘉興地區(qū)，整理清末庚子事變后至民國反袁斗爭時期關乎地方人物命運的重大案件（事件），以時代變革大局中各個案件發(fā)生時間順序探討了這些案件的共同背景與內在聯(lián)系，或可使人對當時劇烈變動的社會現(xiàn)實有更多豐富的感受，更真實地了解法治車輪在歷史上滾滾向前的艱辛軌跡。

就上述已呈現(xiàn)的作品來講，尚沒有形成通貫歷史全程的作品，多以幾個法治案件（事件）支撐起了地方治理敘事框架的幾根柱子，搭建了初具模樣、略具功能的屋子。故本書只是歷時建構了區(qū)域治理的蔓延經脈，以當時的描述記錄、現(xiàn)時的研究成果、個人的思考觀點，掘出了筆者眼里的法治進程的歷史通道。

總體而言，這三本書統(tǒng)以嘉興地域為審視范圍，以法治人物為串聯(lián)核心，兼以多樣化、多維度視角開展地方法治文化研究，內容有淺有深，時空有近有遠，也算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呈現(xiàn)了嘉興地方法治文化的整體面貌和歷史貢獻，提供了一個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參照樣本。希望能夠讓讀者看到更多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切入口，更多發(fā)現(xiàn)地方法治文化蘊藏的輻射源、爆閃點。能否達成這一目標，要看諸位讀者的評價。對此，筆者以為出版嘉興地方法治文化三部曲的成績不在于學術思想多么深刻、資料收集多么廣博，而在于研究地方法治文化視角的多維度構建，或可供同道審鑒、參考。

從前期凌亂一如斑駁雜彩的萬花筒式素材選擇，到半途從亂花漸欲迷人眼中理出些許歸類整理頭緒，出版作品至此，筆者已有這山望著那山高的感慨，能夠聚焦一地而形成如此豐富的法治文化成果，著實不易、超乎想象；同時，又覺意猶未盡、期待更多。如果對相關內容進行重新編排或撰稿素材準備得再充足些，也許筆者構思的研究路徑的維度特點會更加鮮明，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法治景觀會更顯特色。如果借此拓寬地方法治文化的研究視野，推動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多層面、多方位、多維度展開，那么出版嘉興地方法治文化三部曲的效果就超出預期了。

野心未已，初心在否？回望研究地方歷史法治文化的歷程，有究原未深的焦慮、有趕急完篇的疵誤、有資料漏失的缺憾、有苦思剔抉的糾結，等等，都已經呈現(xiàn)在這幾本書中，成為文字記憶的一部分。筆者研究地方法治文化的起點，并不在于爭一地之名、爭一人之論、爭一事之實，而在于給法治歷史多一個觀察維度、多一點闡釋空間，讓身處歷史不同時空、不同地域的人們有更多交流對話，識得法治歷史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不會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檢驗自有記存遺留，功過自會人論評說。慶幸初始明了方向，不急于拘史述綱，才能體會時時發(fā)現(xiàn)的樂趣，不作過多的自我限制，一路走到現(xiàn)在，并葆有探索新領域的可能和動能。

再溯源諸多法治變革的初始，制度設計往往傾注了時代考量，制度實施大多寄寓了治理愿景，終究因時勢變遷、人事更替、地情不同而治亂興衰。而地方治理長期是法治歷史長河中的枝杈，有其局限性、地域性，也有諸多可能性、塑造性；雖難占據(jù)主流地位，卻也能時不時地透露歷史變革的先兆，潛藏了制度生發(fā)的軌跡，甚而有從歷史注腳成為變革主角的翻轉。鑒此，無論國家法治與地域治理的關系如何變化以及互相影響，堅信只要追尋良法善治的用心不變，法治建設終將匯流趨向更加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