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國，神州陸沉。國人意識中的“天下”，已經從九州、五湖、四海，變成張之洞的“亞歐”、袁世凱的“東西兩洋，歐亞兩洲”、梁啟超的“環(huán)球”乃至胡適的“繞太陽的地球”。按照傳統(tǒng)邏輯，當人們在現世找不到出路，往往會從上古的案例中尋求啟迪。晚清以降，這一邏輯卻被無情顛覆——從向過去尋找答案，到向外界尋找答案；從反求諸己，到問道于人——從中心滑向邊緣的過程，最終摧毀了帝國，卻造就了城市。
變局來臨之際，城市首當其沖。由長安、洛陽、汴梁、杭州、金陵、北京歷經千年構架起來的城市參照系統(tǒng)，終究土崩瓦解；由班固、張衡、左思和張擇瑞、仇英、徐揚們用歌賦與筆畫為中國的傳奇都會編織起來的綿密意象，同樣不堪一擊。與此同時，國人以城市想象為支點，從市政、民主、金融、失業(yè)、軍事、文化、宗教等角度所做的諸多探索，卻撬動了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
在關于晚清民國的歷史敘事中，城市的意義并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本書富于獨創(chuàng)性地從城市群視野出發(fā)，全面尋找它們在歷史中的基因突變，藉此考察現代中國的歷程。安慶、馬尾、天津、香港、澳門、哈爾濱、長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漢口、北碚、天水 南寧、康定……它們曾是現代中國的起源，終究化為理想年代的塵埃。
序一
寓思于史
舒衡哲（Vera Schwarcz）
歷史的真實 被面具遮蔽
如果 一個人試圖打碎這些面具
他會發(fā)現什么
——卡爾·休斯克《世紀末的維也納》（1980）
在這本書中，張泉懷著熱情與洞見駕馭了一個極為宏大的題材，對于一個年輕的作者而言，就算再有天賦，也是十分難得的。誠然，他已經通過在那本擁有驚人之美的雜志《生活月刊》上所發(fā)表的一系列才華橫溢的報道而產生影響，如今，他又為自己的思想和藝術化的寫作找到了一幅更大的畫布--從晚清到2 0 世紀中期的中國，這段被遺忘抑或被忽略的城市化的歷史。這些不僅僅是尋常的城市史，而是像歐洲著名的知識分子史研究者卡爾·休斯克（C a r l S chor s k e）在其著作《世紀末的維也納》中所宣稱的那樣，這些努力意在揭開現代人類的面具，超越那些城市化進程的辯護之聲，真實地為活生生的生活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新視角。這無疑更有創(chuàng)意，也更具意義。
《城殤》在很多方面獨樹一幟。近年來研究中國城市個案的歷史書籍很多，相較之下，張泉更加有野心，他探討更多的主題，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些城市的秘密敏銳地提出了新的問題和見解。他有意從上海的霓虹燈中轉過臉去，轉而聚焦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改良者的思想和經歷，其目的是幫助我們回溯和還原曾一度被遺忘的道路，它們關乎歷史的回聲，關乎革新的途徑。有多少人還記得作為水利專家的張謇？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但他也曾致力于解決困擾南通乃至中國千年已久的水利問題。現在中西方城市的天際線都是被高樓大廈分割的，而張泉通過他的研究才能和栩栩如生的寫作，使當代讀者能夠重新思考那些業(yè)已消失的風景。有多少人還記得那些富有遠見卓識又極具爭議的軍人？譬如孔繁錦，在甘肅天水的種種舉措；譬如劉文輝，曾以富有創(chuàng)意的措施解決西康的宗教問題··他們打下的基礎，無人能出其右。
這些人物和歷史細節(jié)，嚴謹地呈現在這本書中，就像重新追憶一場失落的夢境。這正是休斯克倡導的"帶著歷史思考"，在這種思考方式中，"過去"的素材常常有助于適應和組織"現在"與"將來"。同時，這不僅僅是利用過去為現在服務，張泉像前輩學者休斯克一樣，讓我們接受挑戰(zhàn)--重新思考一切城市發(fā)展的敘事范式。
劉易斯·芒福德（L e w i s M u m f o r d）曾在《城市發(fā)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探討現代西方和古希臘、古羅馬的城市，通過科學勘探，佐以詩意的語言，芒福德認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將權力轉換成形式，將能量轉換成文化，將無趣的事轉換成鮮活的藝術符號，將生物繁殖轉換成社會創(chuàng)造"。如今，一個年輕的中國作者已向這一高度發(fā)出挑戰(zhàn)。
張泉的目的和芒福德一樣大膽：當歷史健忘癥的瓦礫已經覆蓋了朱啟鈐、張靜江和盧作孚等城市化先鋒之際，張泉也在尋找機會，試圖從這些瓦礫堆中挖掘文化和社會創(chuàng)造力的希望。他意識到，革命的颶風曾一再清掃中國的城市，于是，他用書寫創(chuàng)造出一個空間，來安放當下對于歷史與未來的回聲。事實上，這已是罕見的成就。
2 011年3月，于耶路撒冷
序二
被淹沒的雄心
許知遠
"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
大約五年前，我問張泉。他剛剛大學畢業(yè)，成為《生活》的一名記者。他安靜、羞澀，頭發(fā)亂蓬蓬。
他說他仰慕雨果那樣的人，能影響一個時代的氣質。這個回答出乎意料，這是21世紀初的上海，而不是1830 年代的巴黎，英雄主義已夠不合時宜，他竟還想成為一名文化英雄，靠文字來塑造時代。
在日漸熟悉的日子里，張泉向我展現了一個多姿多彩的內心世界。他談論《后漢書》，感慨倘若漢代使節(jié)甘英跨過了伊斯坦布爾的海峽，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就會從此不同；他說起戰(zhàn)后一代法國知識分子的紛爭，加繆如何比薩特更有道德立場；他還猜想，被擄掠到依寧的兩位北宋皇帝的心境。
當然，他最喜歡提及的還是清末到民國的幾代知識分子-- 他們面對一個舊秩序崩潰的時代，既茫然、焦灼，又釋放出巨大的創(chuàng)造激情。
這本《城殤》是這種熱情與好奇的延伸。他談論了天津、上海、香港、哈爾濱、長沙、康定、南通等諸多城市。它們是現代中國演變的縮影，更與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關。張泉沉醉于這些燦爛卻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們的理念。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復記憶。現代中國飽受失憶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廢墟上重新生長，它既容易令人陷入無根之痛，缺乏足夠的精神與智力資源；又可能引發(fā)盲目的驕傲，以為自己的成就是獨一無二的。
這本書當然也有缺陷。有時，他太屈從于自己浪漫化的情緒，一些詞句太過悲情。有時，他放棄了自己更直覺的觀察與判斷，被資料牽引著，倘若他能在歷史敘述中加入更多此刻的感受與思考，行文無疑會更引人遐想。
不過，這仍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這些被淹沒與遺忘的雄心與掙扎是人類生活中最燦爛的一刻。
2 011年6月，于北京
第一章 將軍令
打狗港像一朵張開巨蕊的花瓣，把鐵軌和火車次第吞進深海。泛濫著腥味的洋流旋即重歸平靜，一如既往的幽暗、冷漠、心事重重。這些生銹的機車，瘢痕累累的鐵軌，都來自海峽彼岸。從上海到高雄，千里迢迢的跨海之路，持續(xù)數年的外交風波、權力傾軋，終于塵埃落定。只不過，旅程的終點是沉沒，而不是重生。
這是可以預期的結局。
風波起自光緒二年（18 76 年），英國怡和洋行強行修建的淞滬鐵路通車，在上海引起轟動。鐵軌兩邊的中國民眾“立如堵墻”，但他們最初的好奇心很快就被恐懼與憤怒淹沒。南洋大臣沈葆楨和上海道臺馮光認為此舉侵犯了中國主權，馮光甚至威脅英國人，如果火車繼續(xù)開下去，將不惜臥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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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馮光的預言就兌現了。一名中國士兵被飛馳的火車軋死，這起命案很快升級為外交事件。遠在直隸的李鴻章被迫介入。
談判桌上，兩國外交官還在進行著漫無邊際的交涉，危機已經伴隨著謠言，疾速升溫、失控。
停開的淞滬鐵路邊，開始不斷出現一些形跡詭秘的中國人，他們頻繁地沿著鐵軌游走，壓低了帽檐，目光機敏卻又變幻莫測。后來，有人信誓旦旦地說，這些便衣的士兵離開后，鐵路兩側就陸續(xù)駐扎了大批中國駐軍。
租界里的傳言則更加悚動，英國僑民們漸漸相信，很快就會有中國人前來尋釁鬧事，并可能燒毀洋行。
事實上，感受到壓力的不僅是西方的僑民。在租界之外，不安的情緒同樣在大肆蔓延，據說有兩艘英國兵船已從大連港起航，正星夜兼程趕赴上海。
一場因鐵路事故而起的戰(zhàn)爭，似乎將一觸即發(fā)。
然而，李鴻章知道，帝國已經不堪一戰(zhàn)。
談判馬上加速進行，中國決定出資2 8 . 5萬兩白銀，將淞滬鐵路購回自辦。
李鴻章所希望的，不僅是化解這場外交風波，他更試圖妥善接管并經營這條鐵路，將其經驗向全國推廣。
不料，沈葆楨已經率先下令，將鐵路全部拆毀。無論李鴻章和遠在歐洲的駐英法公使郭嵩燾怎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沈葆楨仍決定一意孤行。
問題在于，無論是沈葆楨還是馮光，其實都不算是守舊的大臣，甚至，他們還是洋務派的中堅力量。馬尾造船廠和福州船政學堂，都是在沈葆楨的主持下興辦起來的，而馮光則擔任過江南制造局總辦。
他們對西方科技的態(tài)度一向是開明的，不料，這次的舉動卻異常的武斷強硬。是時代變了，還是他們變了？
沈葆楨的自陳道出了其中的端倪--“鐵路一事，雖為時勢所必趨，然斷不使后之人謂中國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楨而起�！彼⒎遣焕斫忤F路的重要性，他也深知興建鐵路是大勢所趨，但他不愿在這個保守的帝國里背負激進的惡名。沈葆楨的顧慮，正是困縛這一代人的精神枷鎖。
此外，令沈葆楨耿耿于懷的，是李鴻章過于積極地介入此事。盡管這件事屬于外交范疇，也在李鴻章的職權范圍之內，但它畢竟發(fā)生在沈葆楨的轄區(qū)。北洋大臣干預南洋之事，有越權之嫌，這讓沈葆楨難以接受。
李鴻章、郭嵩燾與沈葆楨、馮光，其實并沒有本質的分歧。只不過，對聲名的計較、對權力的重視，以及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綁架了理性的判斷，由此引發(fā)的，則是對現代化的仇恨。
沉入海底的淞滬鐵路，就像一則魔咒，不斷地警告著后來者，并暗示著帝國復興的艱難時局。連位居西化前沿的上海都如此保守、偏激，其他城市更是可想而知。
淞滬鐵路拆除后，丁日昌要求把材料運到臺灣，以助建造臺灣鐵路。但是此后，由于籌款無方，臺灣鐵路計劃最終不了了之，這些遠道而來的鐵軌和機車，也只能淪為廢物。這遲來的結局又一次激起李鴻章的憤恨，他寫信給郭嵩燾抱怨說：“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鄙論由于崇尚時文小楷誤之，世重科目時文小楷即其根本，來示萬事皆無其本，即傾國考求西法，亦無裨益，洵破的之論�！椎ぃㄉ蜉針E）識見不廣，又甚偏愎，吳淞鐵路拆送臺灣，已成廢物，不受諫阻，徒邀取時俗稱譽�！�
事實上，“徒邀取時俗稱譽”的事情，李鴻章在十多年以前也做過。18 6 5 年，同樣是在上海，當時的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為了通商便利，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提出，要在上海到吳淞之間設置電報線。
李鴻章不便明令拒絕，卻暗中授意上海縣令，鼓動鄉(xiāng)民把英商剛剛樹立起來的電線桿連夜拔除。只不過，世易時移，現在的李鴻章卻主動在總督衙門和天津機器局之間架設了電報線，他還躊躇滿志地試圖繼續(xù)興辦鐵路，繼續(xù)打造西式艦隊。他宣稱：“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來，國家此刻凋敝的時局，未嘗不是一個痛定思痛的好機會。李鴻章的強國夢想，自然也摻雜著公德與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鴻章，畢竟已不是昨日的吳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經比他的同代人更遠，也更加深入。
曾國藩臨終前總結洋務運動的實績時，將李鴻章、左宗棠與自己并列：“竊思鐵廠之開，創(chuàng)于少荃（李鴻章）；輪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滬局造船，則由國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費之巨，成事之難；特以中國欲圖自強，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練兵演陣入手，初非漫然一試也�！北M管曾國藩半生致力于洋務，他卻從未改變過自己的初衷，所謂“經世之道不出故紙之中”。
他始終相信，所有的現實問題，都能在中國漫長而神圣的傳統(tǒng)中找到答案。
在曾國藩的家鄉(xiāng)湖南，另一位國學大師王運的理解則更富戲劇性。同治八年（18 6 9 年），在點�！稘h書》時，王運意外地發(fā)現了火車的起源，他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點《漢書》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車之道，自梁屬長樂宮，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輪車道始見于史傳者也�！�
王運甚至認為，《圣經》中引領眾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實是西方人對“墨子”的誤讀。王運論證說，墨子當年離開中國，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讀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實是墨子隨身攜帶的矩尺。
王運所做的這些牽強附會的臆想，代表了中國的精英階層對現代化的誤解，以及對傳統(tǒng)文化偏執(zhí)的狂熱；而在民間，這種情緒則更加復雜。直到1910 年，依然有人相信“修筑鐵路，必須多數人靈魂鎮(zhèn)壓，鐵軌始得安穩(wěn)”。
人們甚至認定，朝廷調查戶口，其實也別有用心，就是為了把這些寫有民眾姓名的調查冊放進鐵軌枕木中，用百姓的靈魂來維持鐵軌的穩(wěn)定。于是，人們不僅對鐵路深懷恐懼，甚至滿腹仇恨。
流言總是比真相走得更快更遠，盛世末世都不例外。一句謠言就足以摧枯拉朽，讓帝國長達數年的努力付諸東流。
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就這樣一直在反復的類比與猜度、傲慢與偏見之間徘徊，這種觀念也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城市的形態(tài)。帝國晚期的改革往往執(zhí)泥于器物的層面，而無力也無意深入城市內部。城市變革往往淺嘗輒止，社會結構并沒有進行相應的自我調節(jié)，城市的真正蛻變也就無從實現。
所以，盡管在晚清被洋務運動和新政青睞過的城市有安慶、金陵、天津、上海、馬尾、開平、旅順、威海……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只是曇花一現，只有天津成為幾乎唯一殘留下來的活化石。正如史華慈（B e n j a m i n I s a d o r e S c h w a r t z）總結的那樣，洋務派的態(tài)度其實只是“抽象地贊賞西方”，城市因此也根本來不及發(fā)育完善�，F代化要在中國生根，需要面對重重的困難-- 國家的沉淪，縱橫捭闔的權力斗爭，以及文化的傲慢與精神的自卑··它們將這個國家一次次逼入險境，也將中國人的城市夢想一再推向邊緣。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就這樣在起始階就自相矛盾，并且危機四伏。天津的僥幸勝利，并不能解開帝國的心結，更無法療救現實的沉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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