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書的翻譯，始于二○○一年三月，終于二○○二年二月，約略用了一年的時間。因為大體上是在紐約完成，也不妨弄些玄虛，將這一過程分為前九·一一時期和后九·一一時期。如此一來，心情上就有了沉靜與浮躁之分。昔日只在書報影視上聽聞的許多事情，如今一一都到眼前。此時此刻，埋首于一位上個世紀初女性作家的作品，即使她給人稱作現(xiàn)代主義的先驅(qū)，似乎也有些不合時宜。況且，譯來又給誰讀呢？

但所謂經(jīng)典，就有一種力量，它跨越時間與空間，顯示出存在的本真，在我們內(nèi)心，建立起穩(wěn)定。所以，糜糜沸沸中，我亦耐了性子，每天幾百字，一日日譯下去，到底完成了與編輯的約言。

吳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本是基于兩篇講稿。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六日，吳爾夫自倫敦兩次來劍橋大學，分別在紐納姆女子學院和戈廷女子學院，就女性與小說一題發(fā)表演講。此后，一九二九年三月，她將兩次演講合為一文，以《女性與小說》為題，發(fā)表在美國雜志《論壇》上。而此時，她的小說《奧蘭多》出版，大獲成功。她遂以此書所得，在位于羅德梅爾的別墅園中，為自己造了一座小樓，并在這里，將《女性與小說》大加修改和擴充，寫出了《房間》一書。

早在一九一七年，她與丈夫倫納德·吳爾夫就創(chuàng)辦了霍加斯出版社（此間出版社在英國出版史上頗有些名氣，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手稿，就曾交吳爾夫夫婦看過，謀求在這里出版，后因事未果），《房間》一書完成后，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由霍加斯出版社在英國出版，同樣獲得成功，甚至另外印行的六百冊限量簽名本，也在一個月內(nèi)銷售一空。

此書出版的前夜，吳爾夫曾經(jīng)說出她的心情。她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一間自己的房間》出版在即，且讓我概括一下我的感受。摩根不肯評論此書，這多少有些不祥。這令我懷疑，書中有某種尖刻的女權(quán)主義味道，我的朋友們不會太喜歡。那么，據(jù)我的預(yù)料，我將看不到批評文字，除了利頓、羅杰和摩根的調(diào)侃；報刊會是友善的，說說它如何動人啦，如何有生氣啦；而且，人們將指責我是個女權(quán)主義者，甚至暗示我是個女同性戀者……

吳爾夫的預(yù)感，果然不錯。后人對此書的領(lǐng)悟，大體是循了這一個路子。但所謂女權(quán)主義，日益有了正面的意義，乃至有人將此書譽為女性解放的宣言書。

如此言說，當然也有道理。因為不過是在一八九一年，英國法典中剛剛?cè)∠�了有關(guān)條例，從此禁止丈夫?qū)⑵拮娱]鎖在家中。而遲至一九一八年，英國女性才獲得選舉權(quán)，而且僅限于三十歲以上的女性戶主。對于女性所受的歧視，吳爾夫的感受是深刻的。

但如果斷言吳爾夫是在倡導女權(quán)主義，我倒是有些懷疑。在我看來，吳爾夫并非長于鼓吹和煽動的斗士，毋寧說她是一個觀察者、記錄者和思索者。她看到社會中男女兩性的不平等，虛構(gòu)一個故事，綿綿密密地講出來，將問題提交給大眾，尤其是新一代的女性。要人們自己去思索，對問題的前因與后果，給出真確的答案。她并非站在一種女性的立場，作某種訴求。她希望的，是社會的進步與改善，乃至人的進步與改善，對此，她其實持了現(xiàn)實與樂觀的態(tài)度，相信它的實現(xiàn)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吳爾夫?qū)τ谀信畠尚宰鳛樽匀蝗撕蜕鐣�人的屬性，也分判得很清楚。比如，她說道：女人的創(chuàng)造力與男人大不相同。必須說，對它的遏制或虛耗都會讓人大為惋惜，因為它是經(jīng)歷了多少個世紀的嚴厲鉗制后贏得的，沒有什么可以取代它。女人如果像男人那樣寫作、生活，或像男人那般模樣，也會讓人大為惋惜，想想世界的浩瀚和繁復(fù)，兩個性別尚且不足，只剩一個性別又怎么行？教育難道不是應(yīng)該發(fā)掘和強化兩性的不同點、而不是其共同點嗎？準此，我們其實能夠看到她對問題終解決的某種懸想。

不過，身為男性，我怕不能避免，在這個敏感的問題上，自己也有偏頗。我曾忽發(fā)奇想，覺得如果全由女性來譯吳爾夫，或許對她的理解，也就更透徹些，甚至譯文中文字的輕重緩急，也會有所不同。

《房間》一文之后，另有六篇隨筆，其中《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也是由吳爾夫的一篇講稿充寫而成，寫作時間甚至比《房間》早了五年。這是一篇很有見地的評論檄文，不僅很有力度地反擊了當紅作家本涅特的偏頗之論，而且可圈可點地把傳統(tǒng)小說創(chuàng)作與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界定出來，成為研讀吳爾夫的之作；其分量之重，不亞于《房間》。其余五篇，皆是由編輯遴選，遵命譯出，以便足成一書。文章選得有趣，懷人、敘事、評論文學，讀者可從不同的側(cè)面，見出吳爾夫的文章與性情。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多人的悉心幫助。章潁女士曾通讀全部譯稿，指點錯譯或漏譯，杰基·米切爾（Jackie Mitchell）女士和艾德·施耐德（Ed Schneider）先生亦曾為我答疑解惑，于書中的文字乃至事件、歷史和地理背景，多有指教。謹此向他們致以深切的謝意。

譯者的工作，有點兒類似于代圣人立言，必得去揣摩進而再現(xiàn)作者本來要言說的東西。逞才則過，才短則不及，過與不及，都會可惜了這位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的才女。其實，以才女名之，未免唐突，因為她本是言及現(xiàn)代主義文學，必不可遺漏的一位大師。

賈輝豐

二○○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