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陳履安

劉建強先生邀我為《譚延闿年譜長編》作序，這是第三次為建強先生的專著作文，次是他的《譚延闿大傳》，為其題跋；第二次是他的《譚延闿文集·論稿》，為其作序。
譚公延闿是我的外祖父，字祖庵，湖南省茶陵縣高隴鄉(xiāng)石床村人。1880
年1月25日（清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于浙江杭州，曾任國民政府主
席、任行政院院長。
祖庵先生自幼聰穎好學，6歲入私塾。11歲學制義文學，13歲中秀才，
23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稱他為奇才。1904年，參
加甲辰科會試，以名中式貢士，填補了湖南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無會元的
空白；應殿試，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其父譚鐘麟為咸豐六年
（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進士，祖庵先生父子倆同為翰林，一門兩進士，
成為當時科舉場上的佳話。
祖庵先生一生三次督湘，雖每次為時短暫，前后也僅三年零五個月的時
間。但就在這不長的任期中，他仍憑借著自己的政治影響和手腕，于政局動
蕩、南北軍閥逐鹿湖南的艱難歲月里，積極致力于湖南的實業(yè)建設，在湖南治
理財稅，修建公路，開采礦山，重視教育，提倡輿論，倡導省憲自治運動，對湖
南的早期現(xiàn)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
祖庵先生是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和影響的人物。他是直接引起辛亥革命的湖南保路運動的領導人；他在焦達峰、陳作新被殺后，繼任湖南都督，穩(wěn)定了辛亥革命中的湖南局勢；他積極推動廣西、福建等省獨立；他還在孫中山困難、關鍵的時刻，放棄省憲自治主張，追隨三民主義，變賣家產以支持革命大業(yè)，成為孫中山的重要助手，擔任過大元帥府大本營秘書長、建國軍北伐總司令，對廣東革命根據(jù)地的統(tǒng)一起了重大作用。孫中山先生當年在國民黨內人事關系復雜多變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選擇祖庵先生作為主要助
手，特別是在北上入京之前，將北伐戰(zhàn)爭的重任交給他，這是孫中山通過對他
的多年考察而作出的一種理想而合乎實際的選擇。祖庵先生在孫中山先生逝世后，繼續(xù)執(zhí)行孫中山先生既定的政策，同共產黨人合作，成了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的主要領導人。
祖庵先生作為國民政府首任行政院長，無論是在促進團結北伐，還是促進全國統(tǒng)一、穩(wěn)定局勢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傳統(tǒng)觀點說祖庵先生一切唯蔣介石之命是從，為人處事抱定三不主義，一不負責，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其實不然。濟南慘案發(fā)生后，５月９日，祖庵先生邀約吳稚暉、張靜江、黃郛、于右任、李烈鈞等在他的住處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北路軍繼續(xù)前進，冀于短時期完成北伐。5月10日，祖庵先生從南京到達兗州參加南京國民政府黨政聯(lián)席會議，商討濟南慘案的善后對策。會上，蔣介石堅持將軍隊退回南京劃江而治。祖庵先生從國民黨政權的根本利益出發(fā)，不贊同放棄北伐的計劃。他的建議得到了與會大多數(shù)人的贊同，蔣介石終也表示同意。
祖庵先生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在后方為蔣介石坐鎮(zhèn)中樞，對于國民黨各方調停協(xié)和，促進了全國統(tǒng)一。1929年12月1日，駐軍鄭州的唐生智同安徽的石友三，與國民黨改組派聯(lián)系，舉兵擁汪反蔣。石友三將部隊開至南京對岸的浦口，欲渡過長江，攻占南京，并佯請蔣介石至其部隊訓話，同時散布謠言，說蔣介石已被劫持。外界不明真相，陳調元知悉內情后，趕至下關，請蔣介石回車，立即電令調兵解圍。各處駐軍又誤以為蔣介石是在脅迫下發(fā)令，可能有詐，意存觀望，不敢出兵馳援。祖庵先生聞訊后，即趕至國民政府坐鎮(zhèn)，親自電話調兵，指示馳援路線及作戰(zhàn)計劃。各處軍事指揮官長接到祖庵先生的電話，始知中央政府仍在南京，蔣介石也未被劫持，隨即從不同方向開赴戰(zhàn)場，南京形勢得以轉危為安。1930年4月，蔣、馮、閻的戰(zhàn)爭爆發(fā)，祖庵先生與胡漢民等人以五院院長的名義，發(fā)表《告軍人書》，通電各地軍人，中央根本政策為和平統(tǒng)一，反復強調統(tǒng)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蔣介石討伐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軍閥大造輿論。
建強先生以長編形式編撰年譜，涉及時間和史實更細，史料征引空間也更大，具有資料性和學術性互補互佐的鮮明特色。《譚延闿年譜長編》按照體裁規(guī)范，以細致的時序線索征引相關資料，鋪敘祖庵先生的生平史事，并注意對節(jié)點性事件作特別概述，以明本末。全書以《譚延闿日記》為核心史料，以年月日順序的方式，通過詳盡介紹、謹嚴考辨與祖庵先生的生平、思想、著述以及政治活動等有關的史事、資料，較為準確、客觀、系統(tǒng)、全面地反映了祖庵先生一生的生活道路、政治傾向、思想演變歷程。
值得一提的是，《譚延闿日記》自1895年9月11日，隨任兩廣總督的父親譚鐘麟居住廣州開始，至1930年9月20日，他去世的前兩天止，是他30多年包括兒時學習、科考經歷、日常生活和從軍執(zhí)政的真實記載，共250萬字。因日記手稿已由后代捐贈給臺北中研院，后者組織力量進行了仔細整理，但還沒有公開出版。2014年，建強先生邀我為其《譚延闿文集·論稿》寫序，我們雙方交換意見時，有感于書中少了一些基本史料，便將《譚延闿日記》的電子版送給了他。今天，作者以日記作為核心和主體的史料編著年譜，使祖庵先生一生大部分時間日日見活動，也是祖庵先生日記精髓在大陸首次全面示人，這無疑是一種非常好的史料采用方式。該譜不僅將成為專家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的重要資料，也對推進學術界對祖庵先生的研究具有重要裨益，作為后人，《譚延闿年譜長編》的出版，令我由衷感到欣慰。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