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為清廷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行徑辯護，說朝廷“茍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已議和，不過為愛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兇鋒毒焰之下”（《勸學篇·內篇·教忠第二》）。《勸學篇》雖有“勸工、勸農(nóng)、勸商”之倡，但限制在官辦和官督商辦的軌范之內。張之洞說：“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為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為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誰為禁之？”（《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認為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只有在官權的保護之下才能實現(xiàn)。而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卻證明，正是強勢官權阻礙了工業(yè)化的步伐�？梢姡瑥堉�洞為中國近代工商業(yè)發(fā)展所開的處方，限定在官僚政治的體制之內。
    《勸學篇》外篇關于學習西政、西藝的主張，包含著不少開明意見，它們是對19世紀60年代以來洋務派學習并推行西方技藝、軍事、教育等近代事業(yè)的全面概括，而且把“西學”的范域從技藝層面推及到文教制度層面，并涉人政治制度的淺層。
    《勸學篇》刊行的時機，也活生生地昭示了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定國是，變法運動進入關鍵時刻。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以后，決定變法；接著又召見梁啟超，后又特授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專辦新政。與此同時，慈禧也采取對策，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緒帝將翁同觫開缺回籍。“皇上見此詔，戰(zhàn)栗變色，無可如何。翁同毹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①慈禧又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掌握近畿兵權，隨時準備朝維新派猛撲過去。光緒帝此刻的處境是，既想變法維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頑臣”，無所措手足。正在這一微妙時刻，張之洞的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黃紹箕以張之洞所著《勸學篇》進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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