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陳子善早在六十年前，新文學收藏家、翻譯家周煦良先生寫過一篇有名的《讀初版書》。他認為：一般說來，收藏初版書的動機不外兩種：以書重和以人重。一本書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印過許多版子，被公認為名著，于是這本書的初版便受到重視了；一個成名的作家擁有許多讀者，有些讀者專門收集這位作家的作品，于是他的一些早年不出名的著作也就在搜羅之列了，甚至具有更高的收藏價值，因為印行較少的緣故。周煦良：《談初版書》，上海：《文匯報·筆會》，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轉引自《周煦良文集（一）·舟齋集》，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三百五十頁。他甚至用詩一般的語言來形容文學作品的初版本：初版書所以受到藏書家的珍愛，除了上述理由之外，還因為它是初和世人見面的本子；在書迷的眼中，仿佛只有它含有作者的靈魂，而其他重版本只能看作是影子。周煦良：《談初版書》，上海：《文匯報·筆會》，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十四日。轉引自《周煦良文集（一）·舟齋集》，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三百五十一頁。當然，周煦良先生主要是從收藏的角度來討論文學作品的初版本。然而，如果從鑒賞的角度、從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待初版本，其至關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一部文學創(chuàng)作的初版本，無論小說集、詩集、散文集、劇本還是評論集，都是這部作品初與讀者見面的文本，也即這部作品得以行世的初始面貌。此后如果重印，二版、三版、四版……由于各種各樣的甚至極為復雜的原因，作者很可能對初版本進行修改、增刪、調整，除了正文的修訂，還包括序跋的增刪、書名的更換，裝幀的變動等。這就在這部作品的初始文本與以后的各種文本之間形成一種張力，一種可供進一步闡釋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理解的張力。對之進行系統(tǒng)研究，從手稿到初版本到以后各種不同版本的系統(tǒng)研究，即西方文學理論所謂文本發(fā)生學的研究。英國文學理論家拉曼·塞爾登認為：版本目錄學考察一個文本從手稿到成書的演化過程，從而探尋種種事實證據(jù)，了解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審核形式、創(chuàng)作中的合作與修訂等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xiàn)的這種考察程序一般被稱作發(fā)生學研究（Genetic Criticism）。參見《結論：后理論》《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劉象愚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三百三十二頁。又因為二版以后的版本隨著印數(shù)的提高容易流傳開來，許多新文學作品的初版本，雖然極為重要，卻往往反而湮沒不彰。由此可見，要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探討文學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就不能不關注該作品的版本變遷，而要關注該作品的版本變遷，就不能不特別注重其初版本。五四新文學勃興以來的名著，如魯迅《吶喊》、胡適《嘗試集》、郭沫若《女神》、郁達夫《沉淪》、徐志摩《志摩的詩》、巴金《家》、茅盾《子夜》、沈從文《邊城》、曹禺《雷雨》、老舍《駱駝祥子》、張愛玲《傳奇》、錢鍾書《圍城》等的初版本，近年來就越來越受到學界和許多現(xiàn)代文學作品愛好者的關注。以初版本為底本，對這些名著進行比勘、匯校和釋讀的工作，即現(xiàn)當代文學的版本學研究，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重視。鑒于此，為了給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者提供已經(jīng)不易見到的重要作品的初版本，也為了使一般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增加閱讀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的興趣，我們策劃編選了這套新文學叢刊。叢書包括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小說、散文集、詩集、劇本乃至評論集的初版本，也注意發(fā)掘尚未被文學史家注意但確實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的初版本。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陸續(xù)出版，將形成一個獨特的系列，有利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從而對深入梳理豐富而又復雜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有所推動，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經(jīng)典作品更好地傳播有所助益。期待海內外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




詩集《繁星》初發(fā)表于一九二二年北京《晨報副鐫》，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共收錄小詩一百六十四首。詩集《春水》初發(fā)表于一九二二年北京《晨報副鐫》，一九二三年五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共收錄小詩一百八十二首。本書據(jù)兩書初版本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