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在人類文明的演進中,大學始終是一種無比奇特而富有魅力的存在:它并非政府機構,卻被人們賦予了極為多樣化的社會角色,甚至于被視為國家崛起的引擎;它常常處于變革的最前沿,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孕育出無數重要的創(chuàng)新,然而對于傳統(tǒng)的執(zhí)念又讓它在一些時候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它肇始于中世紀的歐洲,卻伴隨著近代化與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個文明當中衍生出千姿百態(tài)的樣貌,以至于難以為其下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定義。大學,無數人身在其中,在其間接受教育抑或是開展對高深學問的研究;更多的人則深受其影響,或得益于因其存在而蓬勃發(fā)展的本地社區(qū),又抑或從發(fā)端于大學的新思想中收獲啟迪。總而言之,大學仿佛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時看似一座遺世獨立的象牙塔,有時卻又像是充滿溫情的鄰舍,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給予我們指引。這或許就是為大學視作生命的聲譽的來源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對于大學的永恒性,筆者時常會作如是假設:如果人類社會未曾經歷自本世紀以來的種種變化(尤其是近10年來的巨大的變化),大學或許仍可以完全以其本來的樣貌存在下去大學生們或許仍可以如12世紀身處牛津鎮(zhèn)的前輩那樣,以延續(xù)千年的相同方式學習、思考,以及度過他們的校園生涯;而對于大學中的學者而言,與那些每日身披罩袍手撫華麗手抄本的同行相比,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幾個世紀里或許并不需要發(fā)生太多實質性的變化。然而,人類文明并沒有因為科學技術的革新而擺脫不斷披荊斬棘的宿命,努力拓展著認知邊界的人類似乎更像是滾動巨石的西西弗斯看似距離山巔只有一步之遙,觸手可及的彼岸實則卻是另一段相似征途的起點。時代沒有給予人類故步自封、沾沾自喜的資本,同樣也沒有給予大學絲毫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的機會。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大學能否像十個世紀以來那樣繼續(xù)贏得周遭的信任,取決于它如何在履行好傳統(tǒng)職能的同時,為全球范圍內的貧困、氣候與環(huán)境、能源以及政治沖突與族群沖突等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梢韵胂,這種方案或是一項可直接應用的技術革新,或是一種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觀念的新思想、新理論, 又或者是在人才培養(yǎng)的過程中納入全新的要素,以期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間接地發(fā)揮積極作用。不難看出,上述路徑無一例外都與大學最為傳統(tǒng)也最為本質的職能(即育人與科研)相互交織,然而又勢必要使傳統(tǒng)職能的固有形態(tài)發(fā)生深刻甚至顛覆性的變化。在當今充滿變化的世界中,大學的變革既迫在眉睫又充滿風險它勢必要在荊棘叢生的征途中扮演我們這個時代的普羅米修斯,以充滿勇氣的獻祭在陰霾中擦亮一絲微光。
針對大學在變革時代的挑戰(zhàn),眾多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者嘗試給出自己的答案。時至今日,對世界各國大學的研究已然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然而作為國際與比較高等教育的專業(yè)研究者,筆者并不敢妄言能對上述問題給出全面且理想的回答, 也不認為有哪一位塞外高人能以一己之力為亟待變革的大學指點迷津。這在一方面顯然是因為上述問題的空前復雜性,勢必有賴于大學共同體內外部的所有相關方共同貢獻智慧。這在另一方面則是囿于學科或研究領域發(fā)展的規(guī)律原本松散的學術共同體一旦形成緊密的行會,身在其中的專業(yè)人士便不免得隴望蜀,試圖通過對抽象術語的建構筑起牢固的學科邊界。而在邊界之內有限的領地上,分工精細化與知識生產過程的內卷化則難以避免,以至于對研究對象的觀察和評述總免不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誠然,對樹木細節(jié)的精微分析自有其意義,但在迎接大學乃至全人類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也不妨聽聽那些曾經年累月俯瞰森林的人有何獨特的見解。
本書的兩位作者埃德·伯恩(Ed Byrne)和查爾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分別是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校長和前英國教育大臣。伯恩的本職工作是神經科學家,曾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大學和莫納什大學擔任相關學院的負責人,在成為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校長之前,他曾擔任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副教務長和莫納什大學校長。此外,伯恩也是英聯(lián)邦大學協(xié)會的現任主席?死嗽缒暝鴵芜^英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主席。作為一名政治家,他曾擔任過英國教育與技能大臣、工黨主席,以及內政大臣等職,并在擔任教育大臣期間推動了英國大學的重大改革。誠如伯恩在本書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言,前者在東西兩個半球擔任研究員、教師、院長以及大學校長的經歷,與后者作為一位致力于實現變革的政府部長的經歷相輔相成。兩位作者都堅信,對于大學的變革而言,自負的魔鬼和汪洋恣肆的未來主義藍海之間有著一條晦暗難明的界線,而他們寫作本書的目的,即是試圖基于各自的經歷和思考提出一些能激發(fā)進一步討論的想法,以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參考。
有鑒于此,筆者攜弟子將本書的中文版譯出,以饗海內外中文讀者。得益于兩位作者作為高等教育管理者、實踐者、改革者,以及思考者(而非專業(yè)研究者)的獨特身份,本書行文揮灑自如、視角高遠,讀之酣暢淋漓,其間也絕少使用晦澀的辭藻,因此筆者在翻譯過程中也盡量避免使用有可能給非專業(yè)研究者帶來困惑的術語,并且在尊重中文語言習慣的前提下盡量忠實于原文的語義與文風。因水平有限,其中定有不當之處甚至謬誤,望方家海涵并給予批評。因歷史、文化及制度背景差異,文中部分表達對于中文讀者而言或頗難理解,故而在翻譯過程中加入了原創(chuàng)注釋(即譯者注),如有不妥之處亦盼指正。此外,兩位作者的部分觀點亦有待商榷(例如對英國和澳大利亞教育產業(yè)化發(fā)展路徑的片面贊賞,以及對大學排名略顯表面化的理解等),望讀者以辯證 之視角審視之,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使他山之石為我所用。
最后,即便拋開本書譯者的身份,無論是作為大學的研究者,抑或是身在其中的從業(yè)者,筆者都認為本書實為值得一讀的佳作。
吳寒天
2021年秋于求是園
埃德·伯恩 (Ed Byrne)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校長、英聯(lián)邦大學協(xié)會主席
埃德·伯恩是一位神經科學家,曾在澳大利亞和英國工作。他的主要研究貢獻集中在線粒體疾病和神經肌肉疾病領域。他曾任是墨爾本大學神經內科學教授和神經科學中心主任,之后在醫(yī)學領域和高校擔任過多個領導職務,包括莫納什大學醫(yī)學、護理及健康科學學院院長、倫敦大學學院分管醫(yī)學領域的副教務長,以及莫納什大學副校長。他現在擔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校長。
埃德·伯恩現為英聯(lián)邦大學協(xié)會主席,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提高大學部門對全社會的貢獻。
查爾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
前英國教育大臣、內政大臣
查爾斯·克拉克曾就讀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他于1975至1977年擔任英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主席,并擔任工黨教育問題發(fā)言人尼爾·基諾克(其后成為工黨領袖)的顧問。他于1997至2010年擔任代表諾維奇地區(qū)的下議員,并在內閣中擔任教育和技能大臣。他曾于2004年提出高等教育法案,并推動了英國大學的重大改革。他還曾擔任過工黨主席和英國內政大臣。
查爾斯·克拉克現致力于劍橋大學的國際教育改革,并在東英吉利大學、蘭卡斯特大學,以及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擔任客座教授。
譯者
吳寒天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學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經濟學碩士。主要從事國際與比較高等教育、新興經濟體高等教育發(fā)展、學術知識生產等方面研究。成果見于Higher Education、Compare、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期刊,參與撰寫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Springer出版社)等多部著作,著有學術專著Chinas outward-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 new typology and reflec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ringer出版社)。
曾令琴
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比較教育學博士生,湖南師范大學比較教育學碩士。主要從事國際與比較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