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底，我從家鄉(xiāng)一所“文革”中新辦的高中畢業(yè)不久，便被大隊安排當了民辦教師。三年的民師經(jīng)歷對我人生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將自己從一個“理工男”變成了文科生。
　　過來人都知道，十年“文革”并非鐵板一塊，它是分為幾個階段的。就教育領(lǐng)域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70年代初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作為“回潮”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就是在1973年進行了“文革”中間僅有的一次“中考”與“高考”。正是在這次“高考”中發(fā)生了影響全國的張鐵生交“白卷”事件，也正是這個交“白卷”事件徹底斷送了隨后幾年的“高考”，直到1977年的高考重新恢復。
　　但是，這一年的“中考”也千萬不要忽視，因為它在后來重新恢復高考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現(xiàn)。僅就我周圍的同學和朋友來說，在1977年的“高考”中，雖說是被耽擱的十年考生同臺競爭，但考取最多的恰恰是當年參加了“中考”的這批人。
　　正是這一次并不正規(guī)、嚴謹?shù)摹爸锌肌保�使得我有了進高中讀書的機會。在高中兩年學習期間，我明顯的偏重于理科，記得當時的數(shù)學與物理常常能考滿分。盡管當年的教材內(nèi)容比較簡單，能考滿分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如果高中畢業(yè)時能夠直接參加高考，我確定會選擇走理科之路。
　　然而，高中畢業(yè)后，我卻回鄉(xiāng)當了民師。為了做一名合格的語文教師，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語文教師基本功的訓練上。同時，作為愛好語文的附帶產(chǎn)品，我逐漸養(yǎng)成了記日記的習慣，并把這一習慣帶到了大學讀書期間。
　　兩年前，我在工作了44年后終于正式退休了。退休后，我將以往保存的資料作了一點清理，發(fā)現(xiàn)自己在大學四年中竟然還記了不少日記。這批保存下來的日記一共有七個筆記本，初步估算約有二十多萬字。可惜的是，另有一個日記本遺失了，涉及時間是大學的第三個學期，從1978年11月至197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