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加伊多·加茲達諾夫于1903年12月6日出生于彼得堡的一個奧塞梯家庭。父親畢業(yè)于彼得堡林業(yè)大學，是1877-1878年俄土戰(zhàn)爭英雄薩格·加茲達諾夫之子，母親季卡·阿巴茨耶娃(Дика Абациева)也是奧塞梯社會活動家馬戈麥提·阿巴茨耶夫的孫女。二人成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加伊多。四歲以前，加茲達諾夫一直居住在圣彼得堡內閣大街7號(Кабинетская улица，即如今的真理大街)。后來他隨父母輾轉于西伯利亞、特維爾、波爾塔瓦以及哈爾科夫各省。1911年父親因風寒病逝于斯摩棱斯克，此時加茲丹諾夫年僅八歲，而在之后短短兩年的時間里，他的兩個妹妹也相繼夭亡，從此加茲達諾夫與母親相依為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變了俄羅斯的命運，也改變了加茲達諾夫個人的命運。經(jīng)歷了兩年的革命風潮，十六歲的加茲達諾夫在1919年決定放棄學業(yè)，加入弗蘭格爾(П.Н.Врангель)的反布爾什維克志愿軍。在《克萊爾家的夜晚》中，主人公對祖父解釋說，參加內戰(zhàn)的動機并不是保衛(wèi)俄羅斯，因為白軍勢必會遭遇失敗。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離開家園，為了開始新的冒險生活。如加茲達諾夫所愿，新的生活開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接踵而至。在鐵甲列車上服役一年后，白軍大勢將去，弗蘭格爾的部隊由克里木半島撤往伊斯坦布爾，并駐扎在加里波利地區(qū)。自此，加茲達諾夫再也沒能回到俄國，也沒見過自己的母親。1921年，在父親舊友的幫助下，加茲達諾夫成功逃離軍營，進入伊斯坦布爾城內。在這里他遇見了自己的堂姐阿芙樂拉·加茲達諾娃，奧塞梯的首位芭蕾舞女演員。他的生活終于得以改善。1922年2月，在堂姐與其丈夫的幫助下，加茲達諾夫入讀專門為僑民青年開設的學校。1923年4月，加茲達諾夫就讀的中學由土耳其搬離至保加利亞的一個小城市舒門(Шумен)，加茲達諾夫在這里完成了中學教育，并結識了許多命運相似的伙伴，其中包括俄羅斯著名作家列·安德烈約夫的兒子瓦吉姆·安德烈約夫。

1923年11月，加茲達諾夫抵達巴黎。從1923年到1927年，加茲達諾夫一直流落于巴黎各個街區(qū)底層，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從碼頭搬運工、機車頭清洗工到汽車工廠的鉗工。他還當過法語與俄語家教，曾經(jīng)有過一段流浪漢的生活，悲慘的時候只能夜宿地鐵站和地下通道。這樣的情況到1928年才得以改善。1928年，加茲達諾夫成為一名夜班的士司機。1930年在文學界的巨大成功并沒有徹底改善他的生活條件，他仍然做著夜班司機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1年，加茲達諾夫在索邦大學歷史語文系學習，主修文學史、經(jīng)濟學與社會學。1932年6月2日，在奧索爾金(М. Осоргин)的介紹下，加茲達諾夫加入俄僑共濟會巴黎分會北方之星(Северная Звезда)，正式成為共濟會成員，1961年就任北方之星的共濟會大長老，履行共濟會職責直到1971年病逝。

加茲達諾夫的文學生涯起步于流亡時期�，F(xiàn)今已知早的作品是1926年發(fā)表于布拉格雜志《自己的道路》(Своими путями)的短篇小說《未來旅館》(Гостиница грядущего)。而從1927年開始，加茲達諾夫的名字逐漸為僑民文學圈所熟知。1927年他發(fā)表了包括《關于三個不幸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рех неудачах)在內的一系列短篇小說。作品大多刊載于當時布拉格知名的僑民文學雜志《俄羅斯意志》(Воля России)。同年，在僑民年輕作家與詩人協(xié)會的活動上，加茲達諾夫分享了短篇小說《黑桃八協(xié)會》(Общество восьмерки пик)。1928年12月，加茲達諾夫正式加入巴黎俄羅斯僑民作家協(xié)會(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Париже)。1930年，他出版了部長篇小說，也是此后知名度的一部作品《克萊爾家的夜晚》。作品一經(jīng)發(fā)表，就受到了許多知名作家的高度贊賞，其中就包括僑民文學圈內為重要的兩名批評家，弗·霍達謝維奇(В.Ходасевич)與格·阿達莫維奇(Г.Адамович)，以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伊萬·布寧(И.Бунин)。經(jīng)由馬克·奧索爾金的引薦，加茲達諾夫將小說章節(jié)寄給了馬·高爾基(М.Горький)，二者有了次書信來往。高爾基對這部作品大加贊賞，并且在與奧索爾金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對加茲達諾夫的未來寄予厚望。1937年，布寧在貝爾格萊德接受當?shù)貓罂�采訪時，特別指出西林(即弗·納博科夫)、加茲達諾夫與妮娜·別爾別洛娃(Н.Берберова)是年青一代作家中的典范。

此后，加茲達諾夫成為巴黎僑民文學界的焦點人物，作品受到廣泛關注，并受到極高贊譽。他與納博科夫成為少數(shù)可以在當時負盛名的文學雜志《現(xiàn)代紀事》(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上發(fā)表作品的年輕作家。他參加了由斯洛尼姆組織的文學活動小組游牧區(qū)(Кочевье)。在這里，加茲達諾夫不僅朗讀自己的作品，還積極參與當時的文學批評活動。由現(xiàn)今保存下來的材料來看，加茲達諾夫至少發(fā)表過關于瓦西里·羅扎諾夫(В.Розанов)、阿列克謝·列米佐夫(А.Ремизов)、伊萬·布寧與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В.Маяковский)等人的文學評論。1935年，加茲達諾夫得知還在蘇聯(lián)的母親病重，試圖返回蘇聯(lián)。1935年6月20日，加茲達諾夫寫信向高爾基求助。由于高爾基于1936年逝世，加茲達諾夫放棄了返回蘇聯(lián)的打算。后人在高爾基的書信材料中發(fā)現(xiàn)了當時給加茲達諾夫準備的回信，信中高爾基承諾提供一切必要幫助。

1936年加茲達諾夫在《現(xiàn)代紀事》上發(fā)表了文學評論《關于僑民文學年青一代》(О молодой 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文章引起軒然大波。在這篇文章中，加茲達諾夫直言年青一代僑民在文化上的無根性，他們面臨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困境，并預言了年青一代僑民文學消亡的危機。這一觀點引發(fā)了僑民文學界大規(guī)模的爭論。當時，幾乎所有的主流僑民文學期刊都參與了此次討論。

同年，加茲達諾夫的個人生活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里維埃拉旅游度假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同樣來此度假的法伊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拉姆扎卡(Фа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Ламзака)。法伊娜出身于敖德薩的一個商人家庭。早在一戰(zhàn)爆發(fā)前，法伊娜就與一名軍官結婚。但是丈夫的粗魯無知、游手好閑、酗酒嗜賭給法伊娜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內戰(zhàn)期間，法伊娜一家離開俄羅斯，先后到達印度、意大利，終在法國定居。在這幾年里，夫妻之間矛盾愈加復雜，終法伊娜決定離開丈夫，獨自生活。在遇見加茲達諾夫之前，法伊娜的父母已經(jīng)逝世，法伊娜本人成為一家公司的合伙人。1936年她來到里維埃拉，決定短暫休息一段時間，在海邊游泳時，碰見了加茲達諾夫。二人一見傾心。法伊娜當即決定隨加茲達諾夫回到巴黎。二人直到1953年才正式結婚(1953年法伊娜才得以與前夫簽訂離婚協(xié)議書)。

納粹占領巴黎期間，加茲達諾夫夫婦并沒有撤離巴黎，而是選擇在巴黎展開地下反抗活動。他們藏匿猶太人并安排他們從占領區(qū)撤離，其中就包括他的好朋友馬克·斯洛尼姆(М. Слоним)。1942年加茲達諾夫加入法國地下抵抗組織，解救蘇聯(lián)俘虜，并加入了由他們組建的游擊隊，這是加茲達諾夫次接觸蘇聯(lián)同胞。加茲達諾夫長期在地下雜志社工作，負責編寫與分發(fā)抗戰(zhàn)宣傳資料，他的妻子則作為地下聯(lián)絡員，積極參與抗戰(zhàn)活動。相關的經(jīng)歷后來都被加茲達諾夫寫入了他的法語回憶錄作品《在法國的土地上》(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земле)。1947年加茲達諾夫夫婦獲得法國國籍。從1953年開始，加茲達諾夫前往慕尼黑，開始在自由廣播電臺工作(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負責俄羅斯文學文化方向的節(jié)目。兩年之后，加茲達諾夫升任新聞總編輯，1959年調任巴黎分部編輯，1967年返回慕尼黑工作。在電臺工作期間，加茲達諾夫化名格里高利·切爾卡索夫(Георгий Черкасов)，主持了包括《作家筆記》《書本世界》等多檔節(jié)目，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語音資料。

1970年加茲達諾夫被診斷為肺癌，并于1971年12月5日在慕尼黑病逝，享年68歲，厚葬于巴黎的圣熱納維耶芙(Сент�钵ě支擐支缨瞌支营钵乍知钵ⅶ濮�)名人公墓。

加茲達諾夫作為俄羅斯域外文學浪潮中的重要作家長期不為蘇聯(lián)境內的同胞所知。一直到1995年，隨著大規(guī)模的域外文學作品進入俄羅斯，歷史的風塵才被撥開。被遺忘的加茲達諾夫終于返回了故土，他的文字與思想逐漸為俄羅斯讀者所熟知。時至今日，加茲達諾夫已經(jīng)成為與納博科夫、波普拉夫斯基比肩的經(jīng)典僑民作家，并成為大批俄羅斯文學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加茲達諾夫的創(chuàng)作以細膩逼真的心理素描和意識流的語言風格著稱，在1930年發(fā)表《克萊爾家的夜晚》后，域外文學界立馬贊其為俄國的普魯斯特。但加茲達諾夫本人否認普魯斯特對其早期創(chuàng)作的影響。他曾公開表示過，在1930年之前，他未曾讀過《追憶似水年華》。只有在自己的小說出版后，他才在圖書館里借閱了這本巨作，并對他們風格上的接近感到驚訝。但無論這段逸聞是否真實，加茲達諾夫的意識流寫作與借此實現(xiàn)的人稱抒情敘事都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廣為后人所效仿。加茲達諾夫的這一創(chuàng)作特點，即還原角色的經(jīng)驗意識流動，深刻表現(xiàn)人物自然真實的豐富內心世界，正是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文學思潮與僑民獨特歷史境遇相逢的結果，延續(xù)了自俄國白銀時代以來，將個體性、個體價值視為存在中心的美學原則。

加茲達諾夫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深刻的存在主義世界觀。作家時刻關心著一個終極的命題：人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么？20世紀初的西方社會籠罩在一種世紀末的災難氛圍中，在各種巨大的災難面前，在完全偶然性的、荒誕的命運之中，人感到自己的弱小與無力，進一步地懷疑自己的存在是否合理，是否也僅僅是一個隨機偶然的事件？加茲達諾夫正是通過藝術的手段試圖解答這樣的問題，在傳統(tǒng)人道主義價值體系崩壞的情況下，為人的存在重新尋找根基。早期的加茲達諾夫將目光投向藝術創(chuàng)作本身，寄希望于虛構創(chuàng)造能超越荒誕現(xiàn)實。比如，憑借記憶所構建的藝術世界可以令個體遠離虛無殘酷的現(xiàn)實。但這樣的理想主義美學勢必引起個體內心的封閉，甚至讓人疏離現(xiàn)實，遁入空虛的慰藉之中。很快地，加茲達諾夫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思想的危險，并在其創(chuàng)作中展開了自我批判。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加茲達諾夫將目光轉向了人在生活里的自足意義，肯定了鮮活的經(jīng)驗生活進程本身就是價值的源頭，而非實現(xiàn)某個目標的手段。由此，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不應該追求與外界的價值評估的一致，恰恰相反，其自身所抉擇、所創(chuàng)造的人生就是一種獨一無二價值的實現(xiàn)。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提出的存在主義宣言存在先于本質，在加茲達諾夫的一系列創(chuàng)作中都獲得了極高價值的藝術性闡釋。

以上兩點在小說《克萊爾家的夜晚》中有著明顯的表現(xiàn)。

1929年的冬天，年僅二十六歲的加茲達諾夫終于完成了《克萊爾家的夜晚》。這部作品敲開了《當代紀事》的大門，加茲達諾夫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xiàn)在各大僑民雜志的文學評論區(qū)里。蒲寧、梅列日科夫斯基、阿達莫維奇、霍達謝維奇、斯洛尼姆、奧索爾金、扎伊采夫、奧祖普……光是列舉一下同時代的評論者，就足以說明這部作品在當時的影響力之大。

初讀《克萊爾家的夜晚》，大多數(shù)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小說無論從體裁還是內容上都極具創(chuàng)新感與實驗性。小說采用人稱敘事，敘事者我，沃洛佳·索謝多夫(Володя Соседов)，是一名流落巴黎的俄羅斯僑民。在經(jīng)歷了俄國革命，1918-1921年俄國內戰(zhàn)等一系列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后，我終于在巴黎遇見了從少年時起就一見傾心的克萊爾。在她丈夫出差時，我以照顧生病的克萊爾為由，得到了與她親近的機會。實際上，這一部分僅僅占了小說不到十分之一的內容，它成為小說的層敘事框架。而作品真正的主題是從敘事者我的回憶開始：我躺在克萊爾身邊，久久不能入睡，看著她赤裸的身體，這一刻我意識到，十年之久，我的夢想終于實現(xiàn)�？稍趯崿F(xiàn)之后，我卻發(fā)覺，它是這么枯燥干癟，一種空虛與無力讓我無法面對現(xiàn)實。加茲達諾夫特意選取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詩句為題記：我的一生只為/與你忠實的約會，這正是呼應了小說主人公此時的失望。普希金的詩句取自女主人公達吉雅娜寫給奧涅金的情書，但達吉雅娜心中的奧涅金卻是摻雜著浪漫主義幻想的虛構形象，它與真實的奧涅金相去甚遠，所以達吉雅娜后的失望也在所難免。此處的敘事者我所經(jīng)歷的無非也是類似的情況，于是抒情主人公讓意識轉向自我深處，轉向一個永恒的記憶王國。

我開始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生活。從此處開始，小說進入了第二層敘事框架，這一層敘事正是以我的回憶為主要內容展開。然而，為有趣的是，第二層敘事的時間并非線性的，而是一種有規(guī)則的零散式敘事。打個不確切的比方，這一敘事的手段類似于用以測試色盲、色弱的圖片。敘事者的每一段記憶都好比一個有色彩的小圓點。近距觀看時，這些都只是分布隨意、沒有規(guī)則而色彩斑斕的馬賽克，可是一旦拉開距離，就能看出有意義的數(shù)字與圖片來。

在《克萊爾家的夜晚》中，分別存在四組這樣的色盲圖，上面表現(xiàn)著敘事者的童年少年求學高加索生活與 青年參軍四段經(jīng)歷，于是回憶的內容從整體層次來看，具有了時間上的連貫性，但是一旦深入到其中的某一段，讀者就會發(fā)現(xiàn)，作者完全是以非線性的方式在時間點之間來回跳躍。作者往往可以因為一個聲音、一種顏色、一個名字、一種感受無限地延伸到一段又一段的記憶中，沒有終止，不受時間不可逆流的法則影響。比如，從紅色到母親的裙子，從母親的裙子到擁抱的溫暖，從溫暖到木頭的觸感，從木頭到聽見鋸木的聲音，從鋸木的聲音到空中木屑的味道，這樣的回憶之環(huán)不斷延伸，構成了作品的真正主體時間與記憶，讀者仿似完全迷失在回憶的濃霧之中，時間化作氣息，環(huán)繞左右，一呼一吸之間就是流轉的光陰。

實際上，加茲達諾夫想要在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時間感受極其接近于柏格森提出的綿延感。柏格森認為，時間本質上是不能被刻度化的，因為它如同人的情緒，像音樂一樣綿延不斷地存在，并且相互滲透。加茲達諾夫在《克萊爾家的夜晚》中試圖傳遞的正是這樣一種綿延而相互滲透的時間感，準確來說，是恢復時間本來的面貌。對于加茲達諾夫來說，時間即旋律，時間即情緒，沒有起始，沒有終點，自然而然，也沒有所謂方向，只有不斷的流動。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只不過是一種頑固的幻象罷了。

加茲達諾夫這一代人經(jīng)歷了西方思想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雙重動蕩變化，對世界的穩(wěn)定性產(chǎn)生了懷疑，對人在荒誕世界里的價值產(chǎn)生懷疑，終讓存在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成為西方的思想主流。這一思潮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體現(xiàn)之一就是以創(chuàng)造來克服荒誕，以追溯來超越現(xiàn)實，創(chuàng)作者往往以藝術世界里的全能創(chuàng)世者自居。俄羅斯域外文學20年代回憶錄、自傳體的大批涌現(xiàn)與這一點不無關系。而《克萊爾家的夜晚》可以說是此類作品的典型。小說中的克萊爾具有象征意義�？巳R爾在法語中意味著光明，她象征著主人公我在現(xiàn)實世界中所依賴的希望。正是與克萊爾再次相見這個愿望支撐著我經(jīng)歷這波折而痛苦的十年。可是在實現(xiàn)這一夢想的一瞬間，我感受到了惡心、庸俗與窒息。原來，這夢想是如此干涸而無趣，并沒有帶來我所希望的生命的救贖。主人公對現(xiàn)實何其失望！而也正是因此，在小說的結尾處，主人公永久地留在了回憶之中。小說的后一句話是主人公回憶自己遠離俄羅斯時的情景。我乘坐離開俄羅斯的輪船，駛向另一端的伊斯坦布爾，遠處的鐘聲透過迷霧傳來，我幻想著再次看見克萊爾。作者選擇在這里結束小說，也就意味著選擇不再回到現(xiàn)實，而是希望通過藝術的創(chuàng)作，通過這一藝術的世界得到救贖。

小說中的主人公還表現(xiàn)出對一切大歷史層面敘事的懷疑與不信任，對諸如真理正義等概念的重新闡釋。小說中維達利舅舅給予主人公的人生忠告頗有后現(xiàn)代真理缺席的意味：在不久的將來你一定會目睹許多丑陋和卑鄙。你會看見人被殺死，被吊死，被槍斃。這一切都屢見不鮮，不甚重要，甚至毫無新意。但這是我給你的忠告：永遠不要做一個篤定的人，不要得出任何結論，不要下論斷，盡量讓自己保持簡單。要記住，這個世界上的幸福認為自己對周圍的生活有所理解。但是你卻沒有意識到你僅僅是表面上理解了生活；過了一段時間以后，回首之時，你又會發(fā)現(xiàn)當時的自己錯得多么離譜。而再過個一兩年，你就會確信前一次的反思也只不過是錯上加錯。你會不斷地發(fā)覺自己的錯誤，沒有止境。不過這也是生活中重要、有趣的部分。

小說中屢屢出現(xiàn)關于死亡的場景描寫與對死亡的深刻思考。死亡作為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命題是加茲達諾夫數(shù)十年創(chuàng)作的關注重點。正是死亡，這波德萊爾口中開往彼岸的老船長，納博科夫筆下時間的終結，令人在塵世間的任何所得失去價值，進而令個體思考其存在的終極意義。加茲達諾夫的《克萊爾家的夜晚》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一次對死亡的人類學實驗觀察。敘事者試圖從各種各樣的死亡中探尋這一終極命題的答案，盡管在小說的結尾處，主人公似乎還是沒有回答出這一難題，但是身處文本之外，作為讀者的我們或許已經(jīng)在不經(jīng)意間領略了答案：《克萊爾家的夜晚》，這一永恒的藝術品本身，不就是超越了時間與空間限制、克服了死亡的好例證嗎？而這部小說的本質難道不就是作家那寶貴記憶所織就的藝術世界嗎？這不正是加茲達諾夫給予我們的答案嗎？

加茲達諾夫的任何一部作品在國內都尚未得到譯介，即便在國內俄語文學界也僅為少數(shù)專攻域外文學的學者所熟知�，F(xiàn)如今，隨著中俄兩國文化的廣泛交流，俄羅斯20世紀域外文學的作品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中。故希望通過介紹加茲達諾夫的成名作《克萊爾家的夜晚》，令廣大的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們了解這位流亡海外并被遺忘多年的優(yōu)秀作家。透過加茲達諾夫的創(chuàng)作，讀者們可以認識到俄羅斯20世紀的文學具有何其多樣的現(xiàn)代性面孔。俄羅斯20世紀的經(jīng)典文學不只有《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yī)生》《大師與瑪格麗特》，還有眾多流亡者的寶貴作品。也許終，一切真如流亡巴黎的女詩人季·吉皮烏斯所說，мы не в изгнании�钵蕨� в послании(我們不是被驅逐，而是被派遣)，俄僑作家們努力保存下來的俄羅斯文化遺產(chǎn)將重赴這場遲到的約會，在與我們一次次的相遇中展露真容。

2021年3月22日于神仙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