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我完成這本小書的主要工作已經過去了3年。正如我在之前版本的序言中所寫，書中所涉及的是我關注了三十多年的問題。我先研究這些問題，是在《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這本書中，它于1929年股市大崩盤25周年紀念日不久后出版。自此以后，這本書持續(xù)在售。每當這本書快要停印時，新的投機事件或災難就會使它重新回到公眾的視野。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投機事件的受益者。這些投機事件不僅僅是偶爾的瘋狂。但我堅定的性格使我既沒有利用這些事件來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也沒有從中謀取蠅頭小利。
在本書的版序言中，我表達了一個希望，即提醒企業(yè)高管、金融界人士以及帶有投機情緒和傾向的民眾，在投機狂熱時刻，不僅是愚蠢的人，還有相當多的其他人，是如何一次次失去他們的錢財。當時我寫到了這一警示的社會和個人價值，如今我不那么確定了。我意識到，反復出現(xiàn)的投機性瘋狂以及與此相關的金融致貧和更大的破壞，是這一系統(tǒng)固有的。也許人們認識到這一點并接受這樣的事實會更好。
在我寫完這本書之后的幾年中，近一次投機事件發(fā)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的主要參與者，幾乎都遭遇了他們不可避免的命運，并可悲地導致了更嚴重的經濟后果。那些突然從高處墜落的人的名單很長，我們只需要列舉少數幾個。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他也許是上一輪繁榮中引人注目的人物，當然也是賺錢多的，近卻在安全級別的監(jiān)獄里度日，即便那里不是完全不舒適，也似乎不可能對個人有益。人們猜想他現(xiàn)在已心灰意冷，得過且過。據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會破產，然而，在近的新聞報道中，他被描述為擁有負資產凈值。毫無疑問，在金融世界里，這些差別非常重要。瑞克曼（Reichman）兄弟與羅伯·甘皮奧（Robert Campeau）是加拿大過度金融化的代表，他們的破產無疑給被他們的亢奮情緒所俘獲的銀行帶來了打擊。也許，他們值得稱謂的地方在于建立了可以長久紀念其冒險的紀念碑。在倫敦，沿著泰晤士河前往倫敦塔的游客，會延長他們的行程來到金絲雀碼頭，看看它的開發(fā)項目也許是近期令人驚嘆的投機狂熱的例子。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80年代的投機狂熱出現(xiàn)在房地產領域，包括由美國納稅人擔保的，通過儲蓄貸款協(xié)會融資的房地產。華爾街的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近估計，目前空置的商業(yè)地產被消化平均需要12年時間。但12年只是一個平均數。在波士頓，這一時間預計是26年；在紐約，預計是46年；在得克薩斯州的圣安東尼奧（可以說是時間長的地方），預計是56年。
然而，大量撒錢帶來的影響遠不止存在于房地產領域，情況光用嚴峻來描述已然不夠，而是讓人感到悲哀。當紐約人看到他們偉大的城市象征之一梅西百貨（R. H. Macy），正努力地求生存，努力地為其出售的商品付賬，并向破產監(jiān)管人員支付緊迫的費用時，幾乎都潸然淚下。這個大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毋庸置疑的：在金融掠奪和毀壞的那些年中，為了獲得并維持控制權，它負下了巨額債務。在全國范圍內，其他企業(yè)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背負著類似的巨額債務。和它們一起受壓迫的還有銀行業(yè)，這些銀行支撐地產投機，為并購、敵意收購、杠桿收購和其他金融破壞活動提供信貸。
然而影響還不止這些。雖然每周都有經濟復蘇的預測，但始于1990年夏季的蕭條卻仍然頑固地持續(xù)著，這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投機崩潰所導致、加深和延長的。公眾信心動搖，企業(yè)投資被削減，陷入困境的銀行被迫嚴控信貸，工人被解雇，公司高管和官員的職位被裁。（雇主一般不辭退或解雇高薪人員，但為了提高效率，他們只是職位被裁。）
投機崩潰帶來的影響還沒有結束。如果沒有投機過度和崩潰所帶來的較大經濟影響，1992年的政治歷史可能會大大不同。是繁榮和崩潰結束了喬治·布什（George Bush）的政治和總統(tǒng)生涯。如果沒有蕭條，而是有一個運行良好的經濟，甚至是只有一個表現(xiàn)一般的經濟，他也會再次當選。布什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一起，成為了本世紀被華爾街所毀的兩位總統(tǒng)。在政治領域，就像在其他領域一樣，人們必須提防自己的朋友。
對于布什來說，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將是糟糕的。約翰·勞（John Law），18世紀初法國大繁榮時期的權威人物，落入了悲慘流亡的命運。一些政府官員因南海泡沫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相比之下，布什和加州的里根，將過上非常體面的退休生活。大投機繁榮及其崩潰的歷史，只在微小的方面有所改變，很大程度上它們都有著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