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吳伯簫對生活充滿感情，他的散文自始至終都包含對生活細節(jié)的體察，但又不局限于單純的白描，而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將生活與歷史與思考緊密結合起來，營造出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比如他寫動物，《馬》其實并不是在描摹馬的神駿，也不是寫馬的故事，而是以馬為線索，牽扯起很多舊事、心情和典故。從孩提到成人，從姐姐弟弟到父親母親，從叔父到祖父，筆下纏繞的，其實都是對故鄉(xiāng)的眷戀，對昔日的懷念。于是，篇末的一句我有點兒想家簡直就是水到渠成�！短鋾噪u》寫法就不同了，基本上沒有寫到具體的人，而是圍繞著雞展開豐富的聯(lián)想。從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對比，寫到雞的各種狀貌。不僅寫了雞，還寫了狗，雞犬在傳統(tǒng)中國往往是分不開的。進而又引經(jīng)據(jù)典，多處點染，但都一筆帶過，絕不拖泥帶水。其間透露出的是對鄉(xiāng)村、對傳統(tǒng)、對故鄉(xiāng)的執(zhí)著與眷戀。

吳伯簫寫過好幾篇關于孩子的文章�！兑昂⒆印肥且黄�飽含深情的文字，一方面對那些混跡于垃圾堆里討生活的野孩子進行正面描寫，寫他們隨時隨地利用各種資源的創(chuàng)造力，寫他們對酷暑寒冬的適應力，寫他們快樂地游戲，寫他們不接受賞錢去表演的自尊，寫他們奉養(yǎng)老人的品行，稱呼他們?yōu)樾∮⑿蹅�，對他們充滿溫情甚至敬意，使我們似乎忘了他們是一群無家可歸的野孩子。但另一方面，作者對他們的憐愛和擔心一直潛藏在文字背后，直到文章結尾，終于按捺不住：我愿意有一天，萬年山下再沒有了垃圾堆。萬年山下再沒有了像垃圾似的那些垃圾堆上的野孩子。前文所有的正面描寫，都在這一句話中轟然崩塌，那些苦中作樂的野孩子原本是不應該存在的，正是時代與社會造就了他們悲慘的遭遇。作者的愿望讓我們想到了唐代大詩人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結尾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些善良美好的愿望不可能自動實現(xiàn)，只能靠人民自己的奮斗才能改變命運。作者希望這些孩子不再是野孩子，而是成為小沖擊隊。這種思想顯示出1934年在青島時期，吳伯簫已經(jīng)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革命思想。

如果說《野孩子》等文章中，吳伯簫參加革命的思想還是星星之火的話，那么在《羽書》《我還沒有見過長城》中，這星星之火已漸成燎原之勢�！队饡�》寫的是雞毛信，作者從羽書的淵源談起，但其實寫的是一次革命的記憶，更是對未來掃蕩日寇恢復中華的暢想�！段疫�沒有見過長城》是一篇構思精巧的文章，作者沒見過長城，但卻通篇書寫長城，通過京城其他風物的對比、關于長城的歷史知識、他人的講述，展開聯(lián)想與想象，暢想長城所代表的勇武和堅強。尤其動人的是兩段朋友對長城的印象，萬年書屋主人說起長城時，從沙發(fā)椅上跳起來，豎起大拇指，藹然的臉上滿罩了青年的光輝。而自己的歸途，邁的是鴕鳥般的大步。何以如此？正因為在他們的心中，長城代表了古中國的光榮，是民族的象征，是不屈的象征。讓我們不禁想起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詩句。古老的長城一直是中華民族捍衛(wèi)自身的屏障，站在長城腳下，我們都會感到歷史的沉重與悲壯，同時，我們更會感到光榮與自豪。而另一位青年畫家朋友的經(jīng)歷則充分體現(xiàn)了江山之助，是長城使他開闊了心胸，提升了畫技。長城正是中華民族剛健勇武之氣的象征，向往長城，就是向往剛健、向往勇武、向往保家衛(wèi)國、向往自強不息。在這種心情的激蕩與鼓舞之下，哪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不會為之振奮？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具有這樣的思想，吳伯簫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選擇參軍抗日、再后來去延安參加革命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吳伯簫還寫過另一種孩子，與《野孩子》里的孩子相似的是年齡，是調(diào)皮的特點，不同的是經(jīng)歷和品格。《沁州行·調(diào)皮搗蛋》里的王翰文才十一歲，但這小鬼卻和伙伴一起去敵人駐扎的村子里投炸彈，炸死了日本的小隊長；《調(diào)皮司令部》里十六七歲的孩子們都已經(jīng)是成熟的戰(zhàn)士了，他們機智、勇敢，面對大隊敵人不急不慌，抓住戰(zhàn)機，打死打傷兩倍于己的敵人，后順利撤退。一副長坂坡上趙子龍的神氣。字里行間，作者對這些孩子的喜愛和贊美是溢于言表的，而他們也正是中國的希望，他們正用自己的勇敢和熱情親手打造中國的未來。

如果以延安時期為界，吳伯簫散文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后兩期。延安之前的散文整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詩意的追求，對于辭藻的刻意加工，對于表達的別出心裁，都可以看出一位文學青年在自覺地追求散文形式的創(chuàng)新。但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詩意追求的背后，蘊藏著作者對于生活的厚重情感。無論是寫人、寫物還是寫事，都飽含感情，在上天入地、打破時空的聯(lián)想中，將自己的體會和感悟娓娓道來。他對故鄉(xiāng)對家人對兒時的眷戀，對祖國對民族對社會的反思，都令人感到一種由衷的真誠，全無為文而造情的弊病。由于當時作者處于文言寫作和白話寫作共存的時期，其中有些表達與當下的語言習慣或有不同，但不能看作是誤用，這一點也需要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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