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縱橫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為功利主義者。他們的說辭大都帶有某種明確的目的性，是在自覺狀態(tài)下的有所為而作。他們深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真諦，并且文章內(nèi)容鮮明的目的性又要求有相應的形式與之適應，因而他們在游說中往往自覺地借助于形象的威力，以增強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章學誠指出：“戰(zhàn)國之文，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者也�！�…縱橫馳說之士，飛鉗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文史通義·易教下》）章氏所謂“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無疑揭示了戰(zhàn)國之文的一大藝術(shù)特征。這一特征其實也正是《戰(zhàn)國策》和戰(zhàn)國縱橫家的說辭所慣于采用的藝術(shù)手法，其主要表現(xiàn)為巧于比喻、善用寓言和博引史事。
    （一）巧于比喻
    在論說中運用形象的比喻說明抽象的道理，是先秦散文中頗為常見的藝術(shù)手法。戰(zhàn)國策士可謂尤精此道。在《戰(zhàn)國策》所載策士說辭中，幾乎隨處可見巧于用喻的實例。其取譬設喻之妙，確乎令人贊嘆。如《秦策三·應侯謂昭王》章記范雎為了揭示分權(quán)之弊，主張令從王出、君主專權(quán)，于是以“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為喻，生動地說明了這個道理�！冻�策三·蘇秦之楚三日》章記蘇秦形容楚王之難以得見道：“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庇昧艘贿B串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難見楚王的處境，同時也抒發(fā)了自己怨惱的心情。《齊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章，記淳于髡對齊宣王說：“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粟、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他以所謂“物各有疇”即“物以類聚”的自然現(xiàn)象，暗喻“人以群分”的社會現(xiàn)實，乃明確宣稱自己為“賢者之疇”，進而吹噓“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盡管這不過是說士的詭辯，但其比喻之生動形象，實在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