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自序

2018年12月，筆者承蒙方旭東教授邀約，獲得了赴華東師范大學舉辦講座的機會。筆者也曾數(shù)度造訪上海，然而此番滬上之行卻有出乎意料之事仿佛在等待著我的到來。初次見面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張鈺翰先生向我提出希望在中國翻譯出版拙著《王安石》的計劃。據(jù)張先生說，多年前他到東京旅行時偶然在舊書店購得拙作，也就是在那時他便萌生了將其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念頭�！锻醢彩�》在日本出版還是1985年的事，33年之后當年耗費無數(shù)心力的作品有機會在中國學的道統(tǒng)所在被重新賦予新的生命，這是何等的榮幸，以至于筆者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聞張先生本身即是研究宋史的專家，拙著能得到他的肯定，我便再無半點躊躇，唯有欣然領命。

回想起來，筆者的本科畢業(yè)論文是討論《史記》中的《太史公自序》，碩士論文的主題則是圍繞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鑒》（尤其是其中涉及歷史評判的以臣光曰起首的部分）。那段時間里，我花了兩年時間鉆研多達294卷的《資治通鑒》（中華書局標點本共20冊），之后又轉(zhuǎn)入了朱熹與朱子學的研究。也正是在這期間，我與王安石邂逅了。但關(guān)于本書的選題卻并非由我本心自悟，而是如后記所言，乃是應出版社之邀約而得。在那以前，我也只是站在舊法黨與道學派的一方，以他們的視角來遠觀王安石。通過本書的寫作，我才得以直面荊公本人，真正聆聽他的聲音。這在我當時的治學生涯中也是初次之體驗。因此，本書也可以說是我對王安石體悟之旅的一份記錄。

我在原書后記中曾提到，日本的王安石研究是由專攻中國史的學者推動的，而這些研究的主題大都與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相關(guān)。誠然，論及王安石，其主持的牽涉廣泛的改革自然不容忽視，但僅限于此卻又錯失了荊公豐富多彩的諸般面相。王安石兼通儒釋道三家，獨自構(gòu)筑起被稱為王學的學問體系，其詩文亦為人稱道。筆者所愿就是希冀能從整體上勾勒出王安石的全貌，這也是本書所追求的效果。然而臨近擱筆之際，筆者方知面對一個如此多姿多彩的人物，自己的筆墨是何其蒼白。不過僅就塑造了一個全新的王安石形象而言，筆者倒還頗有幾分自信。

本書在日本付梓那年筆者正好45歲，彼時我的研究興趣開始轉(zhuǎn)向道教，但王安石卻一直留在我的心底。尤其是他創(chuàng)作的帶有玄學派詩歌（即Metaphysical poetry，英國17世紀的詩歌流派）韻味的《擬寒山拾得二十首》等詩作，對其進行分析與解讀至今仍是余之心愿。筆者今年恰是杖朝之年（虛歲已經(jīng)81歲），算是進入了人生后的階段，或許正適合體悟荊公晚年詩作所反映的他心中的那片風景。南宋的李壁曾為王安石的詩歌作注。近年在日本發(fā)現(xiàn)了保存有李壁箋注原貌的朝鮮活字本漢籍，與過去通行的版本相比，朝鮮活字本的內(nèi)容要多出一倍，堪稱解讀王安石詩作的伴侶。上海古籍出版社將該書全部影印出版實在是學界的幸事，筆者案頭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今時，我不禁回憶起三十多年前本書在日本出版時的情景。筆者在創(chuàng)作這部王安石評傳時嘗試了一些嶄新的想法，比如以詩證史，將王安石的詩作為傳記的資料來使用；還有就是在本書第八章創(chuàng)造的天上的研討會的形式，借后世實際存在的人物之口，從不同角度自由地評判王安石。上述獨具匠心的創(chuàng)造曾令筆者頗為自負。遺憾的是，該書問世時卻沒有任何來自學界和讀者的聲音傳入筆者的耳中，我也沒有看到關(guān)于本書的書評。多年以后，網(wǎng)絡上倒是出現(xiàn)了一些類似讀后感的評價，但留在我記憶中的也只有通俗性讀物雖說有趣，但像小說一樣的虛構(gòu)感過于強烈等批評性的意見而已。借此機會，我也想為自己做一番小小的辯護。確實，本書并非針對專家學者的學術(shù)論文，通過本書我更期待能向一般讀者傳達我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講，說本書是一部通俗性讀物亦不為過。然而，包括詩歌在內(nèi)，本書所使用的全部資料皆有所本，無一處是筆者隨意捏造。只是因為這些漢文資料的原貌對于日本讀者來說過于生澀，筆者才不得不對其稍加潤色。即便是那場天上的研討會，雖非每一段發(fā)言都逐字逐句照搬原文，但由于融匯了每一位學者的基本觀點，如果說這些言論出自其人之口，亦無半點不自然之處。這一點還是可以通過史料來證明的。

當初到王安石南京故居訪古探幽的經(jīng)歷讓我至今難忘。那是在1987年的6月，46歲的筆者受當時供職的大學委派赴上海大學文學院訪學。我每周一次前往祝瑞開教授在溫州路的府上受教，那是專門為我開設的一對一的中國思想史講座。閑暇之時，我便依興致所至各處云游。雖然研修的時間只有短短六個月，但人到中年終于得償留學中國的夙愿，每天都可收獲新知，所遇之人無不溫婉親切，回想起來真如夢境一般。

我本應在拙著出版前造訪南京這座王安石所鐘愛的南朝古都，但卻無此機緣，這次金陵訪古也算是在本書出版后的一種彌補吧。因此對我來說，這次預定中的南京之行的亮點莫過于前往坐落于南郊中山門以北的半山園（王安石故居）參觀。我邊問邊行，到達目的地后卻得知王安石故居位于海軍指揮學院的校園以內(nèi)。憑借不算流利的中文我說服了年輕的警衛(wèi)放行，但由于學校面積太大，我還是難以辨明故居所在的位置，于是只好向途中遇到的人求助。那個人把我?guī)У揭婚g屋子里并示意我在此等待后便離開了。隨后一位軍官氣質(zhì)的人走了進來，并向我提出一系列問題：你為什么要到這里來？你是何時到南京的？南京市外事辦負責和你聯(lián)系的人是誰？（筆者當時持有的是上海大學給南京市外事辦出具的介紹信）諸如此類。后我被遺憾地告知這次不能參觀王安石故居，如果以后還想來的話則需正式辦理相關(guān)的手續(xù)。經(jīng)過漫長的等待，筆者還是被禮送出校，終于與王安石緣慳一面。王安石故居位于軍事重地，未能如愿造訪是我的準備不足。而其墳塋所在今日已不可考，以王安石的希世之才竟不知埋骨何處，則實在有些豈有此理。順帶一提，朱熹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qū)黃坑鎮(zhèn)的墓地倒是保存完好。也是在研修期間的1987年8月，筆者如愿到朱熹墓前憑吊。福建秀美自然風光環(huán)抱的朱熹永眠之地令我感慨萬千。關(guān)于那次經(jīng)歷，筆者也把它記錄到了我的另一部評傳《朱子傳》（2010年東京平凡社出版）之中。

閑話休提，書歸正文。雖然《王安石》在日本出版后談不上有多大反響，卻在2005年由首爾的出版社出版了韓譯本（李承妍譯）。還有一句閑話，其實《王安石》早的海外譯本是1989年在中國臺灣出版的漢譯本。然而無論是在出版前還是出版后，臺灣方面都沒有與筆者或者在日本出版本書的集英社聯(lián)系。換句話說，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盜版書。我之所以得知這一盜版的存在，還是因為我的一位朋友在當?shù)芈眯衅陂g無意中于書肆購得了一冊。及至看到書的版權(quán)頁所印版權(quán)所有·請勿翻印的字樣，筆者唯有啞然失笑。

此次擔任拙稿翻譯的是與筆者同在四川大學任教的李若愚先生。我事后才獲悉他與擔任本書編輯的張鈺翰先生竟然是大學時代的同窗。2018年5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四川大學開辦講座，那也是我和李若愚邂逅的契機。循例我在講座之后要與四川大學的師生到火鍋店聚餐，李先生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與我們一起大快朵頤。席間我才知道他專攻日本近代政治史，并且也有來日本留學的經(jīng)歷。

大約半個月以前，我收到了張編輯寄來的譯稿。集中拜讀之后，我發(fā)現(xiàn)原作中日語的精微之處都被精準而富于文采的漢語所替代，李若愚先生高超的日語解讀能力令我心生贊嘆。如前文所說，原作設定的讀者群是日本的一般讀者，所以也就沒有標注所用史料的來源。譯者竟能準確地將其一一檢索出來，并在譯本中標注出處，這無疑大大提高了本書在學術(shù)層面的可信度。筆者當年的一些粗疏之處也得到了譯者的修正。通過外語閱讀自己的著作又有一種閱讀他人文字的新鮮感，這大半要歸功于譯者。

今年是王安石的千年華誕。拙著能有機緣在此難得之時節(jié)出版，實為一大幸事。對于拙著能否被中國的讀者接受，如果我說沒有絲毫的不安，那大概是一句假話。但是，有緣與本書的編輯者和翻譯者相遇，能讓我筆下的《王安石》重歸故里，老夫已然足慰平生。想到這里，我便不會像當年的王安石一樣因擔憂自己不被世人所理解而難以釋懷了。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日本神戶三浦國雄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