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顧之川

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三位先生都是我國當代著名語文教育家，被語文教育界同仁親切地稱為三老。葉圣陶是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編輯家，曾任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呂叔湘、張志公先生是著名語言學家，都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呂叔湘先生為兼職）。他們雖然生活經(jīng)歷不同，治學側(cè)重點及學術(shù)思想各異，但他們又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曾長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語文課程教材研究與教材編審工作；第二，他們都是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yè)委員會（其前身為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簡稱中語會）的創(chuàng)始人，葉圣陶曾任中語會名譽會長，呂叔湘曾任中語會首任會長，張志公曾任中語會副會長、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這使得他們能夠深度介入中小學語文教育教學；第三，他們都曾有過中小學語文教育教學的豐富實踐。葉圣陶說他的身份，一是編輯，二是教師。他編得多的是語文教科書，也編過不少語文類刊物；當教師也是教語文（民國時期稱國語國文）。呂叔湘先生曾兼任全國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會長，他主編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是廣大中小學生學語文的工具書。張志公先生1950年代曾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主編《語文學習》，調(diào)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后，任漢語編輯室主任，主持制訂《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tǒng)》《中學教學語法系統(tǒng)提要（試用）》。他們的語文教育思想，涉及語文教育課程、教材、教學等多個方面，是我們從事語文教育教學研究的寶貴財富。他們有關(guān)語文教育的相關(guān)論述，無論是對語文教育理論研究還是對語文教學實踐，至今仍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三位先生的語文教育論著，已出版過多個不同的版本，其中既有他們的個人專集（包括全集、文集、自選集），也有以不同專題編選的論文匯編。個人專集以大著稱，如《葉圣陶集》第二版共26卷，《呂叔湘全集》18卷，《張志公文集》5卷。這些著作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一是內(nèi)容上試圖收羅作者的所有論著，不只是語文教育方面的；二是不全，許多有關(guān)語文教育的重要論著仍沒有收錄進去。對語文教育工作者來說，使用起來頗有諸多不便。1994年9月22日至23日，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yè)委員會、人民教育出版社舉行慶祝呂叔湘先生九十華誕暨呂叔湘語文教育思想研討會。會議號召全國語文教育工作者學習三老的語文教育思想，并決定編輯《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語文教育論文選》。論文選以全國中語會的名義編輯，1995年由開明出版社出版，對語文教育界同仁學習三老的語文教育思想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語文教育教學研究。但是，這本小冊子限于篇幅，只收錄三老的16篇文章，還有許多語文教育名篇沒有收錄進去，未免失之于簡，語文教育界同仁每每引以為憾。

新世紀啟動課程改革以來，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認真學習語文，積極踐行語文教育新理念，特別是借鑒了國外的一些母語教學經(jīng)驗，使我國語文教育面貌煥然一新。這又大大調(diào)動了語文教育工作者的探索熱情，語文教育研究空前活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我國語文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對外來的東西，我們要積極學習借鑒；另一方面，在學習借鑒國外教學經(jīng)驗的過程中，必須以我為主，采取魯迅所說的，挑選，占有，采取 拿來主義，而不能只點洋蠟燭，心中要有一盞中國的明燈，要立足中國大地教語文，神州大地是我們的立足點。既不能亂花漸欲迷人眼，更不能像壽陵余子學行于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事實上，從孔夫子到葉圣陶，我們有豐富的語文教育理論，有人民教育家于漪為代表的語文名師創(chuàng)造的語文教學經(jīng)驗，值得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因此，我們自然對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語文教育經(jīng)典論著的語文前輩心生景仰，充滿敬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福建教育出版社教育圖書編輯室主任成知辛先生看到了這種社會需求，約我編輯這本《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語文教育名篇精選》。我不僅十分樂意，而且充滿感激。樂意是因為能為語文教育界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在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感激是因為知辛先生給了我一次系統(tǒng)研讀三老語文教育論著的機會，讓我又一次領(lǐng)略三位語文大家的豐采神韻。

本書依據(jù)我對三老語文教育論著的理解和學習體會，從中精選出對我們今天仍有借鑒啟示意義的相關(guān)論著，分為語文課程語文教材語文教學閱讀教學寫作教學語文考試語文教師語文研究等專題，以類相從，把三老的相關(guān)論著匯編在一起。所收錄的內(nèi)容，理論與實踐兼顧，既可以給語文教育理論研究者參考，也注重一線語文教師的需要，甚至還考慮到正在各級各類學校學習語文的學生。既有汪洋恣肆的長篇大論，也有吉光片羽的簡什短章。我們相信，經(jīng)典是會常讀常新的，不會因時代發(fā)展、社會進步而失去光彩。當年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主任、國文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先生說他編纂的《漢語音韻學導論》講義，是一得之愚，全在于取舍之間。當然，本書取舍是否得當，編排是否合理，那就要恭請語文教育界朋友來評判了。

關(guān)于國文教育的兩個基本觀念

葉圣陶

我們當國文教師，必須具有兩個基本觀念。我作這么想，差不多延續(xù)了二十年了。近機緣湊合，重理舊業(yè)，又教了兩年半的國文，除了同事諸君而外，還接觸了許多位大中學的國文教師。覺得我們的同行具有那兩個基本觀念的誠然有，而認識完全異趣的也不在少數(shù)。現(xiàn)在想說明我的意見，就正于同行諸君。

請容我先指明那兩個基本觀念是什么。，國文是語文學科，在教學的時候，內(nèi)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視，而方法方面尤其應當注重。第二，國文的涵義與文學不同，它比文學寬廣得多，所以教學國文并不等于教學文學。

如果國文教學純粹是閱讀與寫作的訓練，不含有其他意義，那么，任何書籍與文篇，不問它是有益或者有損于青年的，都可以拿來作閱讀的材料與寫作的示例。它寫得好，攝取它的長處，寫得不好，發(fā)見它的短處，對于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的增進都是有幫助的。可是，國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又像輪輻一樣輳合于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國文教學除了技術(shù)的訓練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義。說到教育的意義，就牽涉到內(nèi)容問題了。國文課程標準規(guī)定了教材的標準，書籍與文篇的內(nèi)容必須合于這些個標準，才配拿來作閱讀的材料與寫作的示例。此外，篤信固有道德的，愛把圣賢之書教學生誦讀，關(guān)切我國現(xiàn)狀的，愛把抗戰(zhàn)文章作為補充教材，都是重視內(nèi)容也就是重視教育意義的例子。這是應當?shù)�，無可非議的。不過重視內(nèi)容假如超過了相當?shù)南薅龋�以為國文教學的目標只在灌輸固有道德，激發(fā)抗戰(zhàn)意識，等等，而竟忘了國文教學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

道德必須求其能夠見諸踐履，意識必須求其能夠化為行動。要達到這樣地步，僅僅讀一些書籍與文篇是不夠的。必須有關(guān)各種學科都注重這方面，學科以外的一切訓練也注重這方面，然后有實效可言。國文誠然是這方面的有關(guān)學科，卻不是獨當其任的學科。所以，國文教學，選材能夠不忽略教育意義，也就足夠了，把精神訓練的一切責任都擔在自己肩膀上，實在是不必的。

國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學生眼前要閱讀，要寫作，至于將來，一輩子要閱讀，要寫作。這種技術(shù)的訓練，他科教學是不負責任的，全在國文教學的肩膀上。所謂訓練，當然不只是教學生拿起書來讀，提起筆來寫，就算了事。，必須講求方法。怎樣閱讀才可以明白通曉，攝其精英，怎樣寫作才可以清楚暢達，表其情意，都得讓學生們心知其故。第二，必須使種種方法成為學生終身以之的習慣。因為閱讀與寫作都是習慣方面的事情，僅僅心知其故，而習慣沒有養(yǎng)成，還是不濟事的。國文教學的成功與否，就看以上兩點。所以我在前面說，方法方面尤其應當注重。

現(xiàn)在四五十歲的人大都知道從前書塾的情形。從前書塾里的先生很有些注重方法的。他們給學生講書，用恰當?shù)姆窖越忉屌c辨別那些難以弄明白的虛字。他們教學生閱讀，讓學生點讀那些沒有句讀的書籍與報紙論文。他們?yōu)閷W生改文，單就原意增刪，并且反復詳盡地講明為什么增刪。遇到這樣的先生，學生是有福的，修一年學，就得到一年應得的成績。然而大多數(shù)書塾的先生卻是不注重方法的，他們只教學生讀，讀，讀，作，作，作，講解僅及字面，改筆無異自作，他們等待著一個奇跡的出現(xiàn)學生自己一旦豁然貫通。奇跡自然是難得出現(xiàn)的。所以，在書塾里坐了多年，走出來還是一竅不通，這樣的人著實不少。假如先生都能夠注重方法，請想一想，從前書塾不像如今學校有許多學科，教學的只是一科國文，學生花了多年的時間專習一種學科，何至于一竅不通呢？再說如今學校，學科不止一種了，學生學習國文的時間約占從前的十分之二三，如果仍舊想等待奇跡，其絕無希望是當然的。換過來說，如今學習時間既已減少，而應得的成績又非得到不可，惟有特別注重方法，才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讀多作固屬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怎樣讀，怎樣寫。對于這個怎樣，如果不能切實解答，就算不得注重了方法。

現(xiàn)在一說到學生國文程度，其意等于說學生寫作程度。至于與寫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閱讀程度往往是忽視了的。因此，學生閱讀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話也就沒聽人提起過。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寫作程度有跡象可尋，而閱讀程度比較難捉摸，有跡象可尋的被注意了，比較難捉摸的被忽視了，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閱讀是吸收，寫作是傾吐，傾吐能否合于法度，顯然與吸收有密切的關(guān)系。單說寫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沒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問那比較難捉摸的閱讀程度。近朱自清先生在《國文月刊》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一篇《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他說中學生寫不通應用的文言，大概有四種情形。是字義不明，因此用字不確切，或犯重復的毛病。第二是成語錯誤。第三是句式不熟，虛字不通也算在這類里。第四是體例不當，也就是不合口氣。他又說一般中學生白話的寫作，比起他們的文言來，確是好得多�？墒蔷桶自捳摪自挘�他們也還脫不掉技術(shù)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語。朱先生這番話明明說的寫作程度不夠，但是也正說明了所以會有這些情形，都由于閱讀程度不夠。閱讀程度不夠的原因，閱讀太少是一個，閱讀不得其法尤其是重要的一個。對于體會體察體諒體貼體驗似的一組意義相近的詞，字典翻過了，講解聽過了，若不能辨別每一個的確切意義并且熟悉它的用法，還算不得閱讀得其法。汗牛充棟為什么不可以說成汗馬充屋？舉一反三為什么不可以說成舉二反二？僅僅了解他們的意義而不能說明為什么不可以改換，閱讀方法也還沒有到家。與其之后該來一個寧，猶或尚之后該接上一個況，僅僅記住這些，而不辨與其的半句是所舍義，寧的半句才是所取義，猶或尚的半句是旁敲側(cè)擊，況的半句才是正面文章，那也是閱讀方法的疏漏。良深哀痛是致悼語，殊堪嘉尚是獎勉語，但是，以人子的身份，當父母之喪而說良深哀痛，以學生的身份，對抗戰(zhàn)取勝的將領(lǐng)而說殊堪嘉尚，那一定是閱讀時候欠缺了揣摩體會的工夫。以上只就朱先生所舉四種情形，舉例來說。依這些例子看，已經(jīng)可以知道閱讀方法不僅是機械地解釋字義，記誦文句，研究文法修辭的法則，緊要的還在多比較，多歸納，多揣摩，多體會，一字一語都不輕輕放過，務必發(fā)現(xiàn)他的特性。惟有這樣閱讀，才能夠發(fā)掘文章的蘊蓄，沒有一點含胡。也惟有這樣閱讀，才能夠養(yǎng)成用字造語的好習慣，下筆不至有誤失。

閱讀方法又因閱讀材料而不同。就分量說，單篇與整部的書應當有異，單篇宜作精細的剖析，整部的書卻在得其大概。就文體說，記敘文與論說文也不一樣，記敘文在看作者支配描繪的手段，論說文卻在闡明作者推論的途徑。同是記敘文，一篇屬于文藝的小說與一篇普通的記敘文又該用不同的眼光，小說是常常需要辨認那文字以外的意味的。就文章種類說，文言與白話也不宜用同一態(tài)度對付，文言尤其是秦漢以前的先應注意那些虛字，必需體會它們所表的關(guān)系與所傳的神情，用今語來比較與印證，才會透徹地了解。多方面地講求閱讀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養(yǎng)成寫作習慣。習慣漸漸養(yǎng)成，技術(shù)拙劣與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漸漸減少，一直減到?jīng)]有。所以說閱讀與寫作是一貫的，閱讀得其法，閱讀程度提高了，寫作程度沒有不提高的。所謂得其法，并不在規(guī)律地作訓詁學，文法學，修辭學與文章學的研究，那是專門之業(yè)，不是中學生所該擔負的�？墒�，那些學問的大意不可不明曉，那些學問的治學態(tài)度不可不抱持，明曉與抱持又必須使他成為終身以之的習慣才行。

以下說關(guān)于第二個基本觀念的話。五四運動以前，國文教材是經(jīng)史古文，顯然因為經(jīng)史古文是文學。在一些學校里，這種情形延續(xù)到如今，專讀《古文辭類纂》或者《經(jīng)史百家雜抄》便是證據(jù)。五四以后，通行讀白話了，教材是當時產(chǎn)生的一些白話的小說、戲劇、小品、詩歌之類，也就是所謂文學。除了這些，還有什么可以閱讀的呢？這樣想的人仿佛不少。就偏重文學這一點說，以上兩派是一路的，都以為國文教學是文學教學。其實國文所包的范圍很寬廣，文學只是其中一個較小的范圍，文學之外，同樣包在國文的大范圍里頭的還有非文學的文章，就是普通文。這包括書信、宣言、報告書、說明書等等應用文，以及平正地寫狀一件東西載錄一件事情的記敘文，條暢地闡明一個原理發(fā)揮一個意見的論說文。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通文為對象。若偏重了文學，他們看報紙、雜志與各科課本、參考書，就覺得是另外一回事，要好的只得自辟途徑，去發(fā)見那閱讀的方法，不要好的就不免馬虎過去，因而減少了吸收的分量。再就寫作方面說，流弊更顯而易見。主張教學生專讀經(jīng)史古文的，原不望學生寫什么文學，他們只望學生寫通普通的文言，這是事實。但是正因所讀的純是文學，質(zhì)料不容易消化，技術(shù)不容易仿效，所以學生很難寫通普通的文言。如今中學生文言的寫作程度低落，我以為也可以從這一點來解釋。如果讓他們多讀一些非文學的普通文言，我想文言的寫作或許會好些。

很有些人，在書塾里熟讀了《四書》《五經(jīng)》，筆下還是不通，偷空看了《三國演義》或者《飲冰室文集》，卻居然通了，這可以作為左證。至于白話的寫作，國文教師大概有這樣的經(jīng)驗，只要教學生自由寫作，他們交來的往往是一篇類似小說的東西或是一首新體詩。我曾經(jīng)接到過幾個學生的白話信，景物的描繪與心情的抒寫全像小說，卻與寫信的目的全不相干。還有，現(xiàn)在愛寫白話的學生多數(shù)喜歡高談文學，他們不管文章的體裁與理法，他們不知道日常應用的不是文學而是普通文。認識尤其錯誤的，竟以為只要寫下白話就是寫了文學。以上種種流弊，顯然從專讀白話文學而忽略了白話的普通文生出來的，如果讓他們多讀一些非文學的普通白話，我想用白話來狀物，記事，表情，達意，該會各如其分，不至于一味不相稱地襲用白話文學的格調(diào)吧。

學習圖畫，先要描寫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練習。學習閱讀與寫作，從普通文入手，意思正相同。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從此立定基本，才可以進一步弄文學。文學當然不是在普通文以外別有什么方法，但是方法的應用繁復得多，變化得多。不先作基本練習而徑與接觸，就不免迷離惝恍。我也知道有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的說法，而且知道古今專習文學而有很深的造詣的不乏其人�？墒俏伊舷牍沤駥Ａ曃膶W而碰壁的，就是說一輩子讀不通寫不好的，一定更多。少數(shù)人有了很深的造詣，多數(shù)人只落得一輩子讀不通寫不好，這不是現(xiàn)代教育所許可的。從現(xiàn)代教育的觀點說，人人要作基本練習，而且必須練習得到家。說明白點，就是對于普通文字的閱讀與寫作，人人要得到應得的成績，絕不容有一個人讀不通寫不好。這個目標應該在中學階段達到，到了大學階段，學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閱讀與寫作上費工夫了現(xiàn)在大學里有一年級國文，只是一時補救的辦法，不是不可變更的原則。

至于經(jīng)史古文與現(xiàn)代文學的專習，那是大學本國文學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沒有必要，中學當然更沒有必要。我不是說中學生不經(jīng)史古文與現(xiàn)代文學，我只是說中學生不該專習那些。從教育意義說，要使中學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們讀經(jīng)史古文�，F(xiàn)代人生與固有文化同樣重要，要使中學生了解現(xiàn)代人生，就得教他們讀現(xiàn)代文學。但是應該選取那些切要的，淺易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濫無歸。譬如，老子的思想在我國很重要，可是，《老子》的文章至今還有人作訓釋考證的工夫而沒有定論，若讀《老子》原文，勢必先聽取那些訓釋家考證家的意見，這不是中學生所能擔負的。如果有這么一篇普通文字，正確扼要地說明老子的思想，中學生讀了也就可以了解老子了，正不《老子》原文。又如，歷來文家論文之作里頭，往往提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話，這些是研究我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材料，但是放在中學生面前就不免徒亂人意。如果放棄這些，另外找一些明白具體的關(guān)于文章理法的普通文字給他們讀，他們的解悟該會切實得多。又如，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一般都認為精密地解剖經(jīng)濟社會的佳作，但是它的組織繁復，范圍寬廣，中學生讀起來，往往不如讀組織較簡范圍較小的易于透徹領(lǐng)會。依以上所說，可以知道無論古文學現(xiàn)代文學，有許多是中學生所不的。不讀那些不的，其意義并不等于忽視固有文化與現(xiàn)代人生，也很顯然。再說文學的寫作，少數(shù)中學生或許能夠?qū)憗砗芟駛�樣子，但是決不該期望于每一個中學生。這就是說，中學生不必寫文學是原則，能夠?qū)懳膶W卻是例外。據(jù)我所知的實際情形，現(xiàn)在教學生專讀經(jīng)史古文的，并不期望學生寫來也像經(jīng)史古文，他們只望學生能寫普通的文言，而一般以為現(xiàn)代文學之外別無教材的，卻往往存一種奢望，好學生落筆就是文學的創(chuàng)作。后者的意見，我想是應當修正的。

在初中階段，雖然也讀文學，但是閱讀與寫作的訓練應該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為對象。到了高中階段，選取教材以文章體制，文學源流，學術(shù)思想為綱，對于白話，又規(guī)定應側(cè)重純文藝作品，好像是專向文學了，但是基本訓練仍舊不可忽略。理由很簡單，高中學生與初中學生一樣，他們所要閱讀的不純是文學，他們所要寫作的并非文學，并且，惟有對于基本訓練鍥而不舍，熟而成習，接觸文學才會左右逢源，頭頭是道。

我的話到此為止。自覺說得還不夠透徹，很感慚愧。

1940年8月18日作

選自《葉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