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文化與中國文學研究:宋代文體學研究論稿》試圖從宋代文體理論批評、文體分類、文體文獻、文體形態(tài)個案等不同視角出發(fā),選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題進行研究,力圖通過有限的研究來透視出宋代文體學的全貌和總體特征。
序
導言——論宋代文體學承前啟后的地位和意義
第一節(jié) 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研究現(xiàn)狀及其對本書的啟示
第二節(jié) 宋代文體學承上啟下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節(jié) 本書的研究思路方法及理論實踐意義
上編 宋人文體批評及總集類書的文體學研究
第一章 嚴羽《滄浪詩話》之辨體批評
第一節(jié) 辨體批評的內(nèi)涵
第二節(jié) 辨體批評的運用
第三節(jié) 辨體批評的價值
第二章 真德秀《文章正宗》“四分法”在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史上的地位
第一節(jié) 《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
第二節(jié) 《文章正宗》“四分法”的分類特點
第三節(jié) 真德秀及《文章正宗》的文體學思想
第三章 王應麟《辭學指南》暨《玉!に囄摹返奈捏w學思想
第一節(jié) 《玉!、《指南》的文體研究思路及其豐富的文體概念范疇術(shù)語和鮮明的辨體理念匯聚
第二節(jié) 《玉海》、《指南》文體學著述體例的承傳
第三節(jié) 王應麟文體學思想的學術(shù)淵源
第四章 宋人總集編纂的文體學貢獻和文學史意義
第一節(jié) 宋人總集選本的文體分類、辨體意識及纂述體例
第二節(jié) 文體總集編纂對文體個案研究的強化
第三節(jié) 宋人總集選本對宋人體派形成的文學史意義
第五章 唐宋類書“文部”的文體文獻學價值
第一節(jié) 唐宋類書“文部”的文體學特征
第二節(jié) 唐宋類書“文部”部類體制概說
第三節(jié) 八大類書文體數(shù)目和引書數(shù)目統(tǒng)計分析
第四節(jié) 唐宋類書的文體資料文獻之功及編纂體例的影響
第六章 宋代“《文選》學”衰落之原因
第一節(jié) 慶歷新政與歐陽修領(lǐng)導的古文運動對“《文選》學”的當頭一擊
第二節(jié) 熙、豐變法與王安石“科舉罷詩賦”對“《文選》學”的徹底摧毀
第三節(jié) 元桔學術(shù)解禁、蘇軾其人其文、“兔園冊子”及總集選本對“《文選》學”的替代和顛覆
第四節(jié) 宋代“《文選》學”之不絕如縷余論《文選》之盛衰與文體之升降
下編 宋代文體形態(tài)個案研究
第七章 帖子詞
第一節(jié) 帖非黏貼而是用羅帛制造
第二節(jié) 源于“貼宜春字”習俗并受桃符、宮詞等文體的影響
第三節(jié) 形容太平盛世和皆寓諷勸之意
第八章 語錄體
第一節(jié) 語錄體的源流演變及文體特征——兼論程朱語錄與《論語》的關(guān)系
第二節(jié) 宋人語錄對文學的負面影響和經(jīng)典批評術(shù)語的形成——兼論清人指責批判背后的文學思潮
第三節(jié)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程朱語錄不如《論語》及為人所詬病的原因
第九章 雜文
第一節(jié) 雜文之“雜”與雜文之“文”——兼論雜文命名分類的理論困惑
第二節(jié) 雜文在唐宋的定型——從唐宋古文運動和宋以后的總集編纂來考察
第三節(jié) 中唐以降古文中雜文的文體特征
附錄 歷代總集選本選列“雜文”“雜著”篇目一覽表
第十章 樂語
第一節(jié) 詩樂舞一體的文學淵源禮樂同源的文化體現(xiàn)
第二節(jié) 源流正變與文體規(guī)范
第三節(jié) 雅俗尊卑一體歷代褒貶不一
第十一章 學記
第一節(jié) 《禮記·學記》的深遠影響——釋名以彰義 原始以表末
第二節(jié) “袁州為冠”與歐曾王蘇——選文以定篇 敷理以舉統(tǒng)
第三節(jié) 慶歷新政、熙豐變法及古文運動——宋入學記成熟并興盛的原因
第十二章 宮詞
第一節(jié) 濫觴于漢魏古樂府成熟于中唐新樂府——兼論清人在宮詞源流認識上的誤區(qū)
第二節(jié) 興觀群“怨”與“怨”而不怒——官詞的情感藝術(shù)特色
第三節(jié) “宮詞體”與宮體、花間、香奩的關(guān)系——“宮詞體”的文體風格特征
附錄 辨體的哲學思辨觀和文學方法論
第一節(jié) 辨體的文化學術(shù)淵源及哲學思辨觀
第二節(jié) 辨體的文學方法論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及征引書目
后記
再記
第三章王應麟《辭學指南》暨《玉!に囄摹返奈捏w學思想93數(shù)量不等。
我們知道,《辭學指南》的最大特點便是,“綜羅”前代諸如蔡邕、摯虞、劉勰、蕭統(tǒng)、任防、李翰等人的文體文獻外,最主要的則是大量引述本朝大儒呂祖謙、朱熹、真德秀、樓昉等人文體言論來相印證。據(jù)初步統(tǒng)計如下:呂祖謙16次,朱熹11次,真德秀19次,其他宋儒諸如樓昉、倪思等共約20次。相較之下,王應麟引真德秀最多,這與吳訥引真德秀最多相同。二書俱引“宋儒成說”,并以真德秀、呂祖謙、朱熹三大儒為最,而吳訥所引大都來自《辭學指南》。因為上述朱、真、呂之文體言論有許多是本人集中所無,而是賴以王應麟的記載才得以保存的。那么吳訥對王應麟《指南》的熟悉和繼承便毋庸置疑了。
此外,還有兩點可證明吳訥對王應麟文體理論和體例的因襲。一是“作文法”的開宗明義!掇o學指南》是最早于文體選本中首列“作文法”的。其首卷列“序言、編題、作文法、語忌、誦書、編文”等目。而《文章辨體》也于“凡例”之后先列“諸儒總論作文法”,徐師曾則稱為“文章綱領(lǐng)”,其中內(nèi)容多有與《指南》相合沿襲之處。二是倪思現(xiàn)象。吳訥、徐師曾二人在“作文法”中都錄有倪思那段著名的文體論斷(見上),而且徐師曾將其全部放在“文章綱領(lǐng)”總論的首席,吳訥也在“凡例”中以其“文辭以體制為先”開篇。前文已說過,現(xiàn)代文體論家(如王水照、吳承學等)對倪思之論都很重視,而且引文都出自吳訥或徐師曾著作中。其實最早記錄倪思之論的便是王應麟《辭學指南》,可見吳訥對《辭學指南》是何等熟悉并沿襲其文體義例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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