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黃庭堅，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宋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在中國文化史上，黃庭堅是在多方面卓有建樹的文化巨匠之一。他在詩、詞、文、書法等領(lǐng)域皆有高超的造詣。他的詩開創(chuàng)了宋代的“江西詩派”，書法名列“宋四家”之一，與另一位大師蘇軾并稱“蘇黃”。雖然有此殊榮，但他的一生卻是在黨爭和貶謫中度過的。

他生于仁宗慶歷五年（1045），早年在家鄉(xiāng)優(yōu)游林泉，養(yǎng)成了清高耿介的品格，對此他終生持守不渝。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第，先后任汝州葉縣尉、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在北京大名府時與蘇軾訂交，從此畢生以師禮事之，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話。此后又曾知吉州太和縣，監(jiān)德州德平鎮(zhèn)。庭堅出任地方官正值王安石新法在各地推行之時，他對官府的橫征暴斂持強烈批評態(tài)度，在詩歌作品中多有反映。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改號“元祐”，起用反變法人士，史稱“元祐更化”。蘇軾、黃庭堅等知名文人受到薦拔，入京供職。庭堅以校書郎召，入史館參與校定《資治通鑒》,撰修《神宗實錄》，與諸文士共奉蘇軾為文壇宗主，交游唱和，度過了他們生平中唯一的一段黃金歲月。他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并稱為“蘇門四學士”，又與陳師道、李廌合稱為“蘇門六君子”。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政局丕變，庭堅因參與修史獲罪，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紹圣二年（1095）四月到黔州，元符元年（1098）春，為避外兄張向之嫌又移戎州，直至元符三年。此年徽宗繼位，庭堅得赦，十二月離戎東歸，流寓江陵。崇寧元年（1102）政局又變，元祐黨人遭全面整肅，庭堅也因為撰寫《承天院塔記》而被誣為“幸災謗國”,于崇寧二年“除名編管宜州”,最終于崇寧四年卒于宜州,享年六十一歲。

要理解黃庭堅的文學藝術(shù)成就，必須把握其哲學倫理思想。如果說后者是植物的根和莖，那么文學藝術(shù)就是其枝葉和花朵。在儒道佛三家思想趨于融合的時代語境下，黃庭堅以其獨特的方式構(gòu)建起他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就是以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為本，吸收佛道隨緣任運、適性逍遙的處世態(tài)度，表現(xiàn)為內(nèi)剛外和的人格境界。黃庭堅的詩學觀、藝術(shù)論都可以追溯到他的這一人生思想，他所標舉的藝事的最高境界“韻”，其實質(zhì)就是這一“不俗”的人格境界。

作為一本黃庭堅的散文選集，理應(yīng)對他的散文特色與成就作一些介紹和闡述。山谷的文名為其詩名所掩，所以后來者多關(guān)注其詩歌與詩學。其實他的散文成就也是卓然可觀的。近年來關(guān)于山谷散文的研究成果也呈扶搖直上之勢，尤其臺灣學者蓋琦紓的專著《黃庭堅的散文藝術(shù)》更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從中國古代文章發(fā)展演變的歷史來考察，韓柳的古文對傳統(tǒng)的駢文是一變，蘇黃的小品對古文又是一變，在文章發(fā)展史上實具里程碑的意義。在唐代古文的寫作中，主流仍是關(guān)乎國事政經(jīng)的策、論、傳、記之類的文章，正如葉適所言“韓愈以來，相承以碑、志、序、記為文章大典冊”（《習學記言》卷四十九），而非主流的邊緣化作品則被歸為“雜著”。及至蘇軾，在其典重宏大的文章之外，已頗著力于隨筆、小品之類的寫作，擴展了雜著的陣容；而山谷在乃師的基礎(chǔ)上更有開疆拓土之功，成就了雜著的蔚然大觀。據(jù)統(tǒng)計，山谷散文今存兩千八百余篇，體裁近二十種，其中策問、論體各僅三篇，而書信多達一千二百篇，題跋六百余篇，占了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概言之，小品隨筆成了山谷散文的主體，或曰他將散文寫作小品化了。

這種散文的小品化集中表現(xiàn)為對傳統(tǒng)文體的修正與改造，即不循文體的常規(guī)來寫作，宋人稱之為“破體”，今人所謂“跨界”差可擬之。有論者指出晚明小品“處在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之中，在舊有的文類名目之下，作者可能嘗試新的形式與內(nèi)容相結(jié)合，而產(chǎn)生相互包容、重疊的現(xiàn)象”（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其實早在宋代黃庭堅就已進行這樣的嘗試了。他試圖打破某些文體的畛域，注入新的內(nèi)涵，形成新的風格。如論說體本是散文中的重要門類，向以政論、史論等高文大典為主體。山谷散文中也有以“論”為題的作品，但鮮有策論、奏議之類的廟堂文章，轉(zhuǎn)而多寫日常起居、談藝論文、治學修身、品鑒人物等主題，與題跋文幾乎合流。鑒于此，其甥洪炎為他編文集時就不設(shè)“論”體，表明山谷之論與一般的論體文異趣，他自己也明言“至于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與秦少章覯書》），非其所長。至于其他文體，山谷也多有破體的嘗試，于此不贅。

要之，黃庭堅散文的重心已從軍國大事、治世方略等重大主題轉(zhuǎn)向文人生活的私人領(lǐng)域，展現(xiàn)他們（包括創(chuàng)作者主體）在讀書修身、作文從世、游山玩水、參禪悟道、品鑒名物、事親交游、進退出處、聚散晤對等方面的體悟感受，隨感而發(fā)，涉筆成趣，脫略格套，在講究章法典則的古文之外別成一格�！�…山谷散文的小品文轉(zhuǎn)向?qū)嵟c其詩學轉(zhuǎn)型異曲同工。值得注意的是，山谷在貶謫之后詩作明顯減少，更多地傾注精力于小品文的寫作，有學者指出“山谷游記、行記、題記幾乎皆作于他晚年貶謫期間”（陳善巧《黃庭堅入蜀及蜀中創(chuàng)作研究》）�？梢哉f，山谷的文就是其詩的境界的延伸。

山谷的游記純以記敘手法紀行，不涉議論，也不濡染憂懷世情，但內(nèi)在卻充盈了豐厚的道德精神。山谷文中的這些主題類型均可與其詩境對應(yīng)。要之，無論是抒懷論藝，還是寫人品物，它們都指向了表現(xiàn)人格境界的同一個主題。這種人格境界既有仁者風范，又有超越之致，甚至有俠義之風。這種境界表現(xiàn)在文學風格上就是一種平淡簡遠的韻致，也就是山谷反復致意的藝事的最高境界“韻”。自山谷標舉“韻”以來，它日益成為士人企慕的標的，其弟子范溫更以一千五百余字的長文闡釋之（見《潛溪詩眼》），揭示出它以簡淡悠遠的風格表現(xiàn)道德人格的含義，故他最后將審美風格意義上的韻推及人格風范，歸結(jié)為“有余之韻”。范氏此論正說明了山谷之“韻”的底蘊即是其所介的“不俗”人格，是其詩和散文共同企求的境界。質(zhì)言之，山谷的文就是詩化的散文，是其“詩意地棲息”的人生之真實寫照。

如果說山谷的散文以破體為創(chuàng)辟的話，其中也不乏所謂“尊體”，即傳承古法的成分。對于這兩個方面，他都曾有所論說，體現(xiàn)了他的理論與創(chuàng)作中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法思想。值得關(guān)注的是山谷對賦體的傳承。他曾自言：“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保ā杜c秦少章覯書》）對于辭賦的寫作他不無自負，其作品的成就確也不俗。《文心雕龍·雜文》揭示出辭賦家開創(chuàng)了三種文體，分別為宋玉之“對問”，枚乘之“七體”及揚雄之“連珠”。此三體不僅為辭賦家所用，也影響到古文家的寫作�！�…山谷由于學識淵博，腹笥豐厚，故在文中驅(qū)遣典故，貼切達意，增強了言說的權(quán)威性和聯(lián)想性；更有甚者，則將典故別作新解，另出新意，誠如其詩論中所云“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為了體現(xiàn)山谷文的這一寫作特點，本書也適當收錄了他的一些辭賦作品，其散體的序文本身就是一篇篇佳構(gòu)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