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這一概念出現(xiàn)較晚，大約從近代以來才被人們普遍使用。因為中國的古代文明起源甚早，而成文的典籍一般都認為始于商周。近年以來雖有人提到夏代已有文字之說，但學術(shù)界尚無定論。且片言只語，亦難作為散文人選。即使像殷、商甲骨，商周青銅器銘文，雖已有較完整的文字，但因文字過于古奧，所以尚難作為散文人選。所以這本《先秦散文選》，也只能依照慣例，從商周成文的典籍開始。
　　春秋戰(zhàn)國是“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時期，產(chǎn)生的文章和典籍極為豐富，從中選錄一些優(yōu)秀篇章，應該說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從現(xiàn)存的一些選本來看，其選取的范圍似乎都較狹窄。例如梁代蕭統(tǒng)的《文選》一書，就不選現(xiàn)今所謂“經(jīng)”“史”“子”三部典籍，因此在這部書里所收先秦作品甚少。蕭統(tǒng)這種做法是有道理的，他在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文學作品和歷史、哲學等學科文獻的區(qū)別。后來許多選家，大抵遵循其成規(guī)，如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就是這樣。另一部被人視為“俗學”的《古文觀止》，倒稍為破其先例，在所謂“經(jīng)部”中，選了《春秋三傳》和《禮記》，這大約是因為這些書乃“傳”而非“經(jīng)”；至于先秦諸子之文，則仍棄而不錄。只有曾國藩編《經(jīng)史百家雜鈔》時，才對“經(jīng)”“史”“子”三部均加選錄（不過所收“子”部文章很少）。現(xiàn)在看來，若要選錄先秦散文，蕭統(tǒng)以來的慣例，似不得不有所改變。因為文、史、哲的明確分工是后來的事，在先秦時代，人們似尚無這種認識，而且后人作散文亦多取法先秦典籍�！段男牡颀垺ぷ诮�(jīng)》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tǒng)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fā)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劉勰此語，有尊儒的偏見，他忽視了子書和史籍對后世文學的影響。不過他指出后來各種文體皆導源于先秦那些并非純文學作品的典籍卻很有道理。如果我們要把“經(jīng)”“史”“子”排除在外，那么先秦文學就僅存一部《楚辭》，而屈原、宋玉之作，又屬辭賦而非散文，這樣，“先秦散文”就無從選取了。
　　現(xiàn)在常見的一些書中選取先秦文章似乎也有一些成例。從金圣嘆的《天下才子必讀書》和吳楚材的《古文觀止》，到后來的一些中學語文課本，選《左傳》一般均取《曹劌論戰(zhàn)》《燭之武退秦師》，選《戰(zhàn)國策》又不外乎《鄒忌諷齊王納諫》《觸龍說趙太后》諸篇。這些文章無疑是佳作，理當人選。但像現(xiàn)在呈獻給讀者的這部散文選，應該是供中學以上文化程度的文學愛好者閱讀的，對于這些讀者來說，前面提到的那些篇章，大抵都已讀過，再加選錄，似無必要。再說像《左傳》之文，最有名的篇幅大約都屬記事之文及外交辭令兩類。一些選家所錄，大抵以辭令之文為多，記事之文有的較長，不適用于教材，因此較少入選。但正如唐代劉知幾所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他在《史通·外篇雜說上》中盛贊《左傳》敘事特別是記戰(zhàn)爭的部分。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也許要算晉楚的三次大戰(zhàn)。這些文章不但在春秋史上是頭等大事，在文章上亦屬出類拔萃之作。相對這些文章來說，人們常讀的《曹劌論戰(zhàn)》所記之“長勺之戰(zhàn)”不但規(guī)模較小，過程也顯得簡單。所以本書選取了著名的《邲之戰(zhàn)》和《鄢陵之戰(zhàn)》二文，雖然文字較長，卻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左傳》文章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