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與知識結構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五講中談到文學革命運動時，說過這樣兩段話：

自甲午戰(zhàn)后，不但中國的政治上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動，即在文學方面，也正在時時動搖，處處變化，正好像是上一個時代的結尾，下一個時代的開端。新的時代所以還不能即時產生者，則是如《三國演義》上所說的“萬事齊備，只欠東風”。
所謂“東風”在這里卻正應改作“西風”，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思想（當時還傳入不多——引者）。到民國初年，那些東西已漸漸輸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學革命的主張便正式地提出來了。
為什么“到民國初年”，“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思想”“已漸漸輸入得很多”呢？這與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派往外國的留學生逐漸增多，到民國初年終于達到相當規(guī)模，形成盛大的文化氣候有關系。
據(jù)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國向西方國家以官費派出留學生，始于1872年。這一年起，清朝政府根據(jù)兩年前曾國藩的奏請，派容閎（1828─1912）分批率120名幼童到美國學習。隨后在1877年（光緒三年）及其前后又派薩鎮(zhèn)冰、嚴復等81人到英、法、德國學過海軍。到1896年，甲午戰(zhàn)敗后的第三年，則開始派學生到日本留學。當年只派了13人，往后卻越來越多，遠過歐美而后來居上。其間原因，一是兩國國情較為接近。二是日本由變法而強大，又保留帝制，比較切合清朝統(tǒng)治者的需要。用當時駐日公使楊樞的話來說，即是：“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效�！比�是中日間一衣帶水，距離甚近，可節(jié)省經費。自芝罘或上海到東京，即便乘坐頭等船艙，花費只需六七十元，行程五六天就可到達；不像前往美國，航程要一個多月，旅費至少要三四百兩銀子。當時日本生活費也比較便宜，只抵歐美諸國的四分之一。因此到1905—1906學年，中國派往日本的留學生竟創(chuàng)下8000人以上的紀錄。那時駐日公使楊樞曾說：“現(xiàn)在中國留學生在東京者，約一萬余名，并各地方學校留學者，共計一萬三四千左右�！睋�(jù)《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一書作者李喜所的統(tǒng)計，從1896年到1912年，中國到日本的留學生總計有39056人。19世紀末年（1895）和20世紀初年（1903），中國還開始向俄國派出留學生，雖然人數(shù)不多。這樣，到“五四”前夕，中國外派連同自費的留學生總數(shù)當在五六萬之間�！拔逅摹睍r期由于爆發(fā)反日運動，去日本的留學生少了，去歐美的卻大為增加，而且留學的方法、途徑也多樣化起來。除用庚子賠款繼續(xù)留學美國外，僅1919—1920年，就有1700多名中國學生通過勤工儉學途徑留學法國。20世紀20年代初，還有數(shù)百名學生到了蘇俄，在東方大學等校學習。留學生學成歸國，很多在大學、�？茖W校教書，一部分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各地出版機構、報社或文化教育部門工作，成為這方面的骨干力量。拿“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來說，202名教師中，留過學的占很大部分，他們取代了原聘的外籍教師，全體教師的平均年齡只有30多歲。再拿《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列有“小傳”的142位作家（其中也有少數(shù)與新文學家論戰(zhàn)者）來說，到國外留過學或工作、考察過的有87位，占了60%以上。留學或考察日本的有魯迅、陳獨秀、周作人、陳望道、田漢、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劉大白、沈尹默、穆木天、夏丏尊、陳大悲、錢玄同、歐陽予倩、馮乃超、羅黑芷、馮雪峰、陶晶孫、鄭伯奇、張資平、滕固、白薇、葉靈鳳、劉大杰、章士釗、王任叔、沈雁冰、沈玄廬、汪馥泉、梁啟超、孫俍工、徐祖正、徐蔚南、廬隱、樊仲云、謝六逸，共37人；留學美國的有胡適、陳衡哲、汪敬熙、林語堂、聞一多、梁實秋、冰心、洪深、楊振聲、張聞天、梅光迪、胡先骕、朱湘、熊佛西，共14人；留學德國的有蔡元培、宗白華，共2人；留學英國的有丁西林、袁昌英、陳西瀅、凌叔華、徐志摩、梁遇春、許地山、于賡虞、朱自清、李霽野、傅斯年，共11人；留學法國及比利時的有李金發(fā)、劉半農、李青崖、孫福熙、王獨清、李劼人、鄭振鐸、金滿成、梁宗岱、陸侃如、馮沅君、黎烈文、蘇雪林（蘇梅），共13人；留學蘇俄的有瞿秋白、曹靖華、韋素園、沈澤民、耿濟之、蔣光慈，共6人；留學瑞士的有宋春舫。此外，王統(tǒng)照先后考察過日本、歐洲，胡愈之曾漫游歐洲、蘇俄，高長虹20年代末去日本，后又去歐洲，在法國參加共產黨。應該說，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能夠興起并在全國范圍內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背景。
“五四”作家是中國文學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的一代，是對西方文學和西方文化不只懂得某些表面，而且了解內在精神及其最新發(fā)展的一代。前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像嚴復、林紓、梁啟超等已經把西方一些理論著作、一批文學作品和若干文學觀念介紹到中國，但他們其實對西方文化、西方文學了解得還不多。林紓自己完全不懂外文。梁啟超那些鼓吹政治小說功效如何神奇的言論，實際只是人們的想象和編造出的神話。康有為考察歐洲以后，居然得出西方國家經常發(fā)生政變是因為他們宮廷圍墻太矮這樣淺薄可笑的結論。而“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已經完全不同。他們對西方文學和文化已了解得相當深入。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知識結構已有了極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