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伏爾泰的一句充滿戰(zhàn)斗豪情的名言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里：“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個大人物，就像一支大頭針釘在蝴蝶上一樣。”記得那時我真的很羨慕那些掌握著具有如此魅力的格言的仁人志士。20年前，當我和我的同事們第一次采用現(xiàn)代輿論調查的方法將散漫的、看似無序的甚至十分孱弱的民眾的意見和呼聲以一種客觀、系統(tǒng)、科學的方式加以聚焦化呈現(xiàn)，并產(chǎn)生巨大社會效應的時候，我忽然有了一種頓悟：輿論調查方法不正是我在苦苦尋覓的一種現(xiàn)代“格言”嗎？近代以來，沒有人不在表面上遵從民意——即使是一個獨裁者。但在現(xiàn)代輿論調查方法沒有產(chǎn)生之前，民意卻常常像一個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在居心叵測的政客的言辭里變幻著自己的面貌。所幸的是，現(xiàn)代輿論調查方法為我們戳穿那些假借民意的“蝴蝶”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大頭針”。
　　對于現(xiàn)階段的社會發(fā)展——大至整個國家的宏觀發(fā)展和決策，小至一個地區(qū)、一個行業(yè)的多樣化的發(fā)展和決策——來說，也許沒有什么比保持認識上和行動上的方位感更重要了。而這種方位感的正確獲得和保持，離不開對社情民意的科學了解和把握。民意是指示各種社會因素所處狀態(tài)的晴雨表，是衡量一切社會決策效果的試金石。恩格斯曾經(jīng)指出，人民群眾幾乎能從本能上感覺到一種生產(chǎn)關系是否適合于生產(chǎn)力，從而表示出歡迎還是反抗的情緒來。因此，在巨大的社會轉軌和社會變革中，時刻把握“老百姓在想些什么、盼些什么、煩些什么”便成為一項特別重要的社會要求。
　　綜觀西方各國20世紀50-70年代的歷史，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階段的初期，也正是國內矛盾沖突最為猛烈的時期，一方面，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帶動了人們更高層次的訴求，各種社會思潮風起云涌，進而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總體好處并不足以讓人民群眾心滿意足，相反，由于某種幾乎是發(fā)展所必然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平衡、社會機制銜接的缺失以及社會決策的某種傾斜，人們的相對剝奪感反而可能加劇他們對社會的不滿。事實已經(jīng)證明，如果對社會輿情指標不敏感、不反應、不去積極地做因勢利導的化解工作及采取相應的社會對策，“社會之舟”很可能在經(jīng)濟形勢略有波動甚至經(jīng)濟形勢大好的情況下“翻船”。
　　西方學者自20世紀60年代末就社會輿情的調查與監(jiān)測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社會效益。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雖然從80年代中期開始有局部的、片斷的和暫時性的調查研究，但總體上看，還不夠全面、系統(tǒng)和連貫。因此，在借鑒西方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嚴格、科學、務實的態(tài)度，進行全面、系統(tǒng)和連貫的社情民意的調查與監(jiān)測，不僅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而且對于我們可靠把握社會運轉的基本狀況更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輿論學的理論大廈既需要“鋼筋結構”——理論建構，也同樣需要“水泥材料”——科學事實。因此，輿論學的真正發(fā)展，需要兩種研究途徑的并軌。尤其，隨著傳媒技術更新和社會轉型，社會信息供給日益開放，公民對信息需求的選擇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趨勢，我國社會的輿論環(huán)境日趨復雜，輿論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面對層出不窮的新的輿論問題，不僅需要理論界密切監(jiān)測、實證研究，而且也需要在理論上適時地加以總結和升華，只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關注輿論、解讀輿論，進而應和或引導輿論。
　　無疑，將輿論原理諳熟于心，同時，還要掌握實證研究的方法、手段與應用，這是理論與實踐向任何一位投身于該領域的學子提出的素質要求，唯如此，輿論研究才更有效能，理論解釋實踐才更有說服力。
　　我從1979年留校任教的第一個學期開始便在國內高校中首開“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又在研究生課程中開設了“輿論學原理”。我講授該門課程十多年，授課內容也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其間有出版社的編輯多次聯(lián)系催促我將講課內容梳理成書，我雖也曾應允，但終因種種原因而未能踐約。其實，工作科研繁忙僅僅是其中非常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是在我內心深處對于一本方法型教科書的完美具有一種近于苛刻的要求。我的博士研究生韓運榮是一位有心人，她不厭其煩地將我的講課錄音整理出來，并在此基礎上做了不少潤色、完善和增補的工作，使其看起來更加完整和流暢，終于可以以今天這樣的面目就教于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