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編說明
我們是法律實證研究（主要是量化實證研究）的愛好者，法律實證研究是我們——跨邊境、跨種族、跨性別、跨年齡、跨文化——的“愛人同志”。除了自己動手“做實證”以外，我們對學界同仁如何“說實證”——抑或說“法律實證研究的學術史”——也很癡迷。在全世界范圍之內(nèi)，法律實證研究至今還是一項方興未艾的事業(yè)，也因此存在很多不解、誤解與曲解。通過了解學界同仁的說法，審視彼此的爭鳴，發(fā)掘共同的探索，我們會更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為什么這么做，以及推動這項事業(yè)所面臨的問題和使命。事實上，全世界關心法律實證研究者，都有必要了解這項事業(yè)的歷史源流——不管是為了“優(yōu)雅地批評”，還是為了“陶醉地欣賞”。
尤其是，我們的共同語言是中文，因此特別關注以中文寫作的華人學者對法律實證研究的探索，也覺得有使命系統(tǒng)展現(xiàn)華人學者對這項事業(yè)的孜孜追求與探索。很多時候，旁觀者未必清。對于還處在法律制度變革“大轉型”時代的華人社會而言，我們深信，對法律制度的實證研究是邁向美好社會的知識鑰匙之一。對于方興未艾的法律實證研究，我們并不希望眾多的觀眾、讀者（尤其是操有實權的改革者）*后抱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遺憾。
為此，我們共同努力把進入21世紀以來，用中文已經(jīng)發(fā)表的相關論文（不包括書的章節(jié)）選編成這個冊子。之所以把“千禧年”作為選擇的時間界限，是因為法律實證研究在華語世界的小氣候也是進入21世紀才基本形成的。以及，之所以只選擇論文而沒有包括專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者們通常把*重要的觀點首先以論文的方式發(fā)表，然后再酌情出版專著，所以論文也通常代表了“新穎性”。當然，也有少部分重要觀點首先出現(xiàn)在專著或者其他形式的書籍中。我們也因為圖省事，沒有去一一挖掘。
這個冊子的目標是系統(tǒng)介紹華人學者是“怎么說”法律實證研究的，如何商榷它的定義、內(nèi)涵與價值，如何介紹實證的方法，以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zhàn)。我們期待，讀者閱讀本書，能夠對華人學者探索法律實證的歷史有基本了解，并能知悉其中的“子丑寅卯”。在這個意義上講，這本冊子可以是一本關于法律實證研究的“入門讀本”：幫助中文世界的初學者了解該領域*重要的問題與觀點，形成的共識及存留的爭鳴，*基礎的方法及其應用，以及大部分該領域學者的未來期待。我們沒有選編任何一篇體現(xiàn)“實際做”的中文文章，也沒有選編相關英文文獻（不過*后有個重要英文文獻的附錄），是因為這兩項任務同樣重要，想留到以后有機會再做。
我們盡可能地把有代表性的作者和觀點都選編進來，并盡可能保留爭鳴與對話的原始文字。有些觀點，現(xiàn)在看來可能有些老生常談，甚至是有誤的，但是在作者發(fā)表的當時一定有代表性，并在學術史上有重要意義。有些觀點，無論發(fā)表早晚，至今還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有些觀點，我們也未必贊同，但是一定都非常尊重。但也因為篇幅，我們不得不刪掉很多內(nèi)容——我們原則上只刪減、不增加，除非不得已才對個別字句做適當修改（比如把“法實證研究”和“法律實證研究”統(tǒng)稱為“法律實證研究”）。當然，雖然很努力，但選編過程中，我們還是難免受到自己眼界的局限，同時還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擾，可能因此漏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作者或者論文。甚至，我們還可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本書結構分為四個部分。前面兩個部分的“概念與源流”以及“價值與標準”更多是“講道理”。后面兩個部分的“方法與操作”以及“挑戰(zhàn)與應對”更多是“講技藝”。為了滿足本書的編排體例，個別文章被我們“劈”成好幾部分，并且大部分文章的原始標題都被我們“改裝”過了。讀者可以根據(jù)需要和興趣來閱讀原文。不過，我們相信，本書的編輯可以凸顯相關主題的對話效果、銜接效果。這大概也是編輯的重要功能之一。
在選編本書過程中，我們得到了所有作者非常熱情的支持，以及法律出版社高山編輯的積極幫助，我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對于選編過程中出現(xiàn)的潛在錯漏，我們也表示*真誠的歉意！編者之一程金華編輯本書，得到了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數(shù)據(jù)與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xiàn)代化研究”（17ZDA130）以及華東政法大學科研經(jīng)費的資金支持，也表示感謝。編者之一張永健感謝戴旻諺、陳冠廷、吳振寧的研究協(xié)助。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定風波》
程金華　張永健　謹識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