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無論是中國的語文教學大綱、課程標準還是國外的語文教學大綱、課程標準，也無論是哪一時代的語文教學大綱、課程標準，都無一例外地將學習語文的目的確定為：培養(yǎng)學生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相對于“人文性”這一概念，我們將這一點說成是語文的“工具性”。這么說沒有問題，問題是我們對“工具性”的理解是不夠的。在我們的感覺中，“ 工具性”似乎是一個與“ 人文性”在重要性上有級別差異的概念。

我們在說到“工具性”時往往都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越是強調(diào)這一點就越是覺得它是一個矮于“人文性”的觀念，只是我們不得不說才說的。其實，這里的“工具性”至少是一個與“ 人文性”并駕齊驅(qū)的概念。離開語言文字，討論任何問題幾乎都是沒有意義的。另外我們注意到，語言文字根本上也是人文性的。難道不是嗎？二十世紀哲學大轉(zhuǎn)型，就是爭吵乃至惡斗了數(shù)個世紀的哲學忽于一天早晨都安靜下來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語言問題。哲學終于發(fā)現(xiàn)，所有的問題都是通向語言的。不將語言搞定，我們探討真理幾乎就是無效的。于是語言哲學成為幾乎全部的哲學。一個個詞，一個個句子，不只是一個個詞，一個個句子，它們是存在的狀態(tài)，是存在的結(jié)構(gòu)。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維特根斯坦等，將全部的時間用在了語言和與語言相關(guān)的問題的探討上，甚至一些作家也從哲學的角度思考語言的問題，比如米蘭·昆德拉。他寫小說的思路和方式很簡單，就是琢磨一個個詞，比如“輕”，比如“媚俗”“不朽”等。他告訴我們，一部小說只需要琢磨一兩個詞就足夠了，因為所有的詞都是某種存在狀態(tài)，甚至是存在的基本狀態(tài)。

從前說語言使思想得以實現(xiàn)，現(xiàn)在我們發(fā)現(xiàn)，語言本身就是思想，或者說是思想的產(chǎn)物。語言與思維有關(guān)。語言與認知這個世界有關(guān)，而認知之后的表達同樣需要語言。語言直接關(guān)乎我們認知世界的深度和表達的深刻。文字使一切認識得以落實，使思想流傳、傳承成為可能。

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文字能力，是一個健全的人的基本能力。而語文就是用來幫助人形成并強化這個能力的。為什么說語文學科是一切學科的基礎(chǔ)，道理就在于一個人無論從事何種職業(yè)，都必須以很好的語言文字能力作為前提。因為語言文字能力與認知能力有關(guān)。但要學好語文，只依賴于語文教科書恐怕是難以做到的。語文教科書只是學好語文的一部分，甚至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語文教學是語文學習的引導，老師們通過分析課文，讓學生懂得如何閱讀和分析課文，如何掌握語言文字去對世界進行思考和如何用語言文字去表述這個世界。但幾本語文教科書能夠提供給學生的學習文本是十分有限的，僅憑這些文本，要達到理想的語文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語文能力的形成和語文水平的提高，必須建立在廣泛而深入的課外閱讀上—語文教材以外的書籍閱讀上。許多年前我就和語文老師們交談過：如果一個語文老師以為一本語文教材就是語文教學的全部，那么，要讓學生學好語文是不可能的。從講語文課而言，語文老師也要閱讀大量教材以外的書籍，因為攻克語文這座山頭的力量并不是來自語文教科書本身，而是來自其他山頭—其他書籍，這些山頭屯兵百萬，只有調(diào)集這些山頭的力量才能最終攻克語文這座山頭。對學生而言，只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課外閱讀，才能深刻領(lǐng)會語文老師對語文教科書中文本的講解，才能讓語文教科書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

人類歷史數(shù)千年，寫作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歷史也已十分漫長，天下好文章絕不是語文教科書就能容納下的。所以，我們只有以語文教科書為依托，盡可能地閱讀課外的書籍。但問題來了：這世界上的書籍浩如煙海、滿坑滿谷，一個人是不可能將其統(tǒng)統(tǒng)閱讀盡的，即便是傾其一生，也不可能；關(guān)鍵是這些書籍魚龍混雜，不是每一本、每一篇都值得勞心勞力去閱讀的。這就要由一些專門的讀書人去選書，而對于中小學生而言，就更需要讓有讀書經(jīng)驗的人為他們選擇書籍了，好讓他們將寶貴的時間用在最值得閱讀的書籍上。

對于中學生而言，自由閱讀固然重要，但有指導的閱讀同樣重要，甚至說更加重要�！墩Z文第二課堂》就是基于這樣的理念編寫成的。參與這套書編寫的，有專家學者，也有一線知名語文老師，我們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盡可能地將最好的文本集中呈現(xiàn)給孩子們，然后精心指導他們對這些文本加以閱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套書是因教科書而設(shè)置的語文課堂的延續(xù)和擴展—語文的第二課堂。

曹文軒

2019 年4 月29 日于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