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譯者言
如果說三十年前本書剛譯介到漢語學界之時，尚需對列奧·施特勞斯的生平介紹頗費辭章，在此校譯版即將付梓的今日，則似乎全無必要。施特勞斯在中國不僅引發(fā)學術界的思潮激蕩，甚至開宗立派，引得無數(shù)學人競折腰；更通過通識教育、意識形態(tài)論爭對社會政治產(chǎn)生重要影響�！耙磺�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施特勞斯”，保守主義的現(xiàn)代性批判、國家主義的哲學王思考，古典學的經(jīng)典解釋，都從施特勞斯的宏大理論中汲取思想資源。雖然施特勞斯學派在西方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游離于主流學術界之外，引入中國的時間也晚于自由主義、現(xiàn)象學、分析哲學等現(xiàn)代思潮，但施特勞斯作品在中國的翻譯數(shù)量之多、理論影響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現(xiàn)代西方思想家里似乎無能出其右者。圍繞施特勞斯所展開的譯介、研究、論辯，以及由此形成的施特勞斯中國學派，構(gòu)成當代中國思想界的獨特景象。此次重新校譯的《政治哲學史》（第三版）雖然被施特勞斯視為“政治哲學的入門書”，“旨在引導政治學專業(yè)的學生學習政治哲學�！眳s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經(jīng)典著作，也是初窺施特勞斯學派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的不二之*。
《政治哲學史》，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能算是施特勞斯的學術專著，但對理解施特勞斯及其弟子們的核心觀念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政治哲學史是一個視角。施特勞斯及其弟子以此視角勘察當前西方時代弊病和現(xiàn)代文明危機。借助政治哲學史，施特勞斯及其弟子對古典政治哲學和現(xiàn)代政治哲學進行開放性審視。施特勞斯親自撰寫了緒論、柏拉圖、馬基雅維利等篇目，為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啟的古典政治哲學以及馬基雅維利開啟的現(xiàn)代政治哲學定下基調(diào)。根據(jù)施特勞斯的診斷，在現(xiàn)代性浪潮的不斷沖擊下，西方文明的目的和價值標準被消解，走向徹底的虛無主義�，F(xiàn)時代的種種災難都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危機相關。進步主義、歷史主義、相對主義使古典政治哲學的教誨被遺忘，自由民主危機不僅造就任性、自私的市儈投機分子，甚至煽動起一大批狂熱激進的愚民暴民。更為可怖的后果便是，西方文明喪失了目的，一切是非善惡的價值標準都將泯滅無存。圍繞人的終*目的及道德行為，古今之爭論題重新凸顯。如何看待這一切，則需要政治哲學史的視角�；氐焦诺�，反思現(xiàn)代，既追溯當今西方文明危機在現(xiàn)代政治哲學中的思想根源，更要理解和深究古典政治哲學所揭示的真理，并從中判斷和發(fā)掘解決當下危機所需要的東西。
其次，政治哲學史是一個答案。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乃是一種嘗試，旨在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本性以及正當?shù)幕蛘吆玫恼�治秩序”。政治哲學所能提供的恰恰是超*歷史限制的普遍性知識。但是激進歷史主義摧毀了哲學基礎，否定擺脫歷史束縛進而獲取普遍性真理的可能性。施特勞斯念茲在茲地便是將人從歷史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提供對歷史經(jīng)驗的真正理解。不過施特勞斯雖然夜以繼日地帶著弟子們攻讀古典哲人的對話，并編纂了這部《政治哲學史》，對于很多重大的理論問題，施特勞斯并未選擇給出明確的終*答案。所以在施派弟子們那里也是教外別傳，各有心印，才會有所謂哲學的與政治的美國施特勞斯學派分裂。通過政治哲學史，施特勞斯并非想要給出一套清晰的社會政治方案或者說古典哲人明確的教誨，而是展現(xiàn)出一種探索的、質(zhì)疑的哲學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施特勞斯意圖闡明真正哲學生活的本質(zhì)，并通過對古典政治哲人對話進行堅持不懈的研究以探索真正問題、克服意見幻覺、發(fā)現(xiàn)永恒真理，進而喚起具有高貴美德的公民或者未來立法者的義務感和正義感�？朔�現(xiàn)代西方文明危機的答案，便隱含在政治哲學史特別是偉大經(jīng)典著作之中。
再次，政治哲學史是一種教育。施特勞斯學派力圖通過政治哲學史完成對公民和政治家的自由教育。施特勞斯在政治哲學史研究中發(fā)掘出“顯白”與“隱微”二重言說的解釋方法，將迫于社會現(xiàn)實壓力或需要的顯白教誨，與求索永恒普遍政治真理的隱微寫作區(qū)別開來。顯白教誨通俗易懂，可以向社會大眾宣說；隱微的寫作藝術往往因為政治迫害或社會壓力而不得公開申述，唯有通過嚴格訓練的精英，反復揣摩才能讀出經(jīng)典著作的微言大義。通過政治哲學史，施特勞斯將這種研究方法展示出來，引導人們?nèi)パ凶x古典哲學的經(jīng)典著作，探尋古典哲人對話形式背后所揭示的永恒的基本問題。這些隱微的教誨歷久彌新，貫穿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前后終始。當人們意識到政治哲學所蘊含的永恒基本問題。這一行為本身就標志著施特勞斯自由教育完成了第*步，將人們從歷史主義的枷鎖中拯救出來。而政治哲學史所展現(xiàn)出的第二重教育意義乃在于政治，政治哲學就意味從政治生活走向哲學生活。通過閱讀古典哲人的經(jīng)典著作，喚醒未來立法者的責任感，引導他們?nèi)ネ七M政治共同體的立法和變革，實現(xiàn)人類的幸福與尊嚴以及世界的善。
*后，《政治哲學史》是一次定位。本書初版于施特勞斯晚年（1963），直到他去世前一年仍出版了第二版（1971），并修訂了部分章節(jié)。從緒論中的蘇格拉底開始，到海德格爾作結(jié)，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傳統(tǒng)研究不太重視的伊斯蘭思想家法拉比和猶太哲人邁蒙尼德。哲學家的遴選暗含了施特勞斯對西方政治哲學潮流的判斷。以蘇格拉底為政治哲學的開端，引導人們回歸古典，去發(fā)現(xiàn)自然，以達致對人的自然、人之靈魂的自然或自然正當?shù)恼�全性本質(zhì)認知。以海德格爾作結(jié)，則指明西方現(xiàn)代文明已經(jīng)泥足深陷，步入徹底的虛無主義。海德格爾即是激進歷史主義或者現(xiàn)代性*充分的鋪陳開顯。而《政治哲學史》所展現(xiàn)的諸神紛爭，正是古今之爭*為充分的展現(xiàn)。施特勞斯率領眾弟子藉此重新開審16~18世紀古代人與現(xiàn)代人之爭的思想公案。他們選擇避開經(jīng)典哲學史的敘事譜系，重新發(fā)掘出邁蒙尼德、法拉比等猶太和阿拉伯哲學家的思想遺產(chǎn)，從猶太伊斯蘭傳統(tǒng)重返古希臘哲學世界，借此尋找回未經(jīng)基督教傳統(tǒng)以及現(xiàn)代性思潮渲染的古典政治哲學之初心。由此也開啟貫穿施特勞斯一生研究旨趣的猶太問題，以及猶太問題背后所展現(xiàn)出的人類理性與神的啟示之爭，這種神學—政治問題的爭執(zhí)關系被施特勞斯視為理解西方文明的關鍵，亦是解決西方現(xiàn)代文明危機的“秘鑰”。而在施特勞斯眼中，現(xiàn)代人以打擊神的啟示，壓制或者無視神學政治問題來尋求解決方案，而這種處理辦法恰恰一步步將現(xiàn)代人類引向激進的虛無主義和蒙昧主義。存在主義思想家海德格爾便是必然的結(jié)果。正因如此，胡塞爾與海德格爾這些嚴格意義上不算政治哲學家的人比博丹等更有存在的意義。而在施特勞斯逝世后出版的《政治哲學史》（第三版）（1986）中，則收入施特拉斯高足內(nèi)森·塔科夫和托馬斯·潘戈所撰寫的“列奧·施特勞斯與政治哲學史”，將施特勞斯視為政治哲學史傳統(tǒng)之中的思想家。后記中的施特勞斯與緒論中的蘇格拉底在全書首尾遙相呼應，作為一個隱喻，將施特勞斯視為西方現(xiàn)代文明危機時刻振衰起敝的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即是當代的蘇格拉底，呼吁著城邦的公民們回歸古典，重新思考真正哲學生活與真理的確切本質(zhì)。職是之故，《政治哲學史》既是施特勞斯學派政治哲學的成形，亦是這一學派對施特勞斯及學派思想在政治哲學傳統(tǒng)當中的自我定位。
正因如此，《政治哲學史》就不僅是一部一般學術研究著作，更與當代思想潮流密不可分。在此可以與政治思想領域同樣具有經(jīng)典地位的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和劍橋?qū)W派的政治思想史著作進行對比。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在美國風靡數(shù)十年，一直是政治思想的經(jīng)典入門書。在前言中，薩拜因明確將政治理論視為社會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并主張政治思考會隨著制度、政府機構(gòu)及各種道德物理壓力而演進。更為重要的是，薩拜因堅決認為政治理論嚴格來說并不能宣稱是正確的，因為不可避免會存在個人的價值判斷和偏好。因此薩拜因遵循休謨的教誨，主張事實、價值與邏輯區(qū)分，以一種“社會相對論”的視角撰寫西方政治理論的歷史。施特勞斯在編纂《政治哲學史》時，便與當時*為流行的《政治學說史》針鋒相對，否定后者所蘊含的進步信念，特別是鮮明的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基礎。施特勞斯學派以極大心血成此著作，力圖扭轉(zhuǎn)薩拜因所代表的現(xiàn)代社會科學潮流，完成對政治哲學的非歷史主義敘事，防止將政治思考降格為時代的反映 ，而力圖將其超拔為永恒的問題形式。因而，施特勞斯特別強調(diào)經(jīng)典文本的重要意義，特別是細致領會政治哲人的論辯對象和言說真諦。這種戲劇背景下的結(jié)構(gòu)與動作往往引申出哲人難以明說的微言大義。然而這種研究方法同樣遭到以斯金納、波考克、鄧恩為代表的劍橋?qū)W派的質(zhì)疑 。他們主張政治思想研究不應當僅僅將目光局限在經(jīng)典文本之中，而應當集中于特定歷史時期總體的社會和政治詞匯。因而對重要文本的口誦心惟將轉(zhuǎn)化為對這些文本得以產(chǎn)生的意義領域的闡釋。經(jīng)典文本必須被放置在它自身恰當?shù)乃枷胝Z境之中才能被準確理解。換言之，變化著的歷史進程塑造著變化中的歷史語境，不同時代思想家所運用的概念系統(tǒng)，所思考的重大問題，存在本質(zhì)不同，具有不可通約性。如果施特勞斯力圖通過政治哲學史撰寫充當重審古今之爭問題的大法官，斯金納則回應施特勞斯及其信徒，史家之職責是“做記錄的天使，而不是殺人的法官”。同時，劍橋?qū)W派在古今之爭的價值立場上也與施特勞斯學派迥然相異。雖然雙方都對主流自由主義頗有微詞，而強調(diào)古典傳統(tǒng)的價值，但他們分屬“古典派”針鋒相對的左右兩端。所以同一個馬基雅維利，在劍橋?qū)W派筆下乃是古典共和傳統(tǒng)的復興者，而在施特勞斯筆下則是古典政治哲學傳統(tǒng)的顛覆者、西方現(xiàn)代性的奠基人。相比較而言，劍橋?qū)W派重點在于共和主義的現(xiàn)代復興，故而仍處于現(xiàn)代潮流之中，也與自由主義頗多親近之處；施特勞斯學派則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徹底決裂，頗有勢不兩立的姿態(tài)。這種論爭的戰(zhàn)火蔓延到中國，同樣引發(fā)學術界關于激進與保守，統(tǒng)治精英與普羅大眾的筆墨官司。由此可見，《政治哲學史》與其說是一錘定音的政治哲學圣經(jīng)，毋寧說是引發(fā)思想大論爭的導火索。施特勞斯式政治哲學帶來的真理普遍與特殊之爭、歷史具體與哲學永恒的緊張關系仍然留待后世學人，特別是中國讀者去質(zhì)疑和探究。
正是基于以上緣由以及《政治哲學史》的獨特價值，譯介《政治哲學史》對于中國讀者的意義自不待言。本書的中文譯本自1993年首次出版以來，多次再版印刷，一時洛陽紙貴，在相關專業(yè)和讀者當中已經(jīng)產(chǎn)生巨大影響。本次校譯是在法律出版社2009年譯本基礎上進行的，對原書譯文的翻譯錯誤作出必要修改。囿于集體分工合作以及校譯者水平，仍難免存在諸多錯誤，祈盼讀者同仁批評教正。
本次校譯分工如下：
姚力博：緒論、修昔底德、柏拉圖
張式奇：色諾芬、亞里士多德、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
陶倩瑛琦：圣奧古斯丁、阿爾·法拉比、摩西·邁蒙尼德、托馬斯·阿奎那
許超、陳越甌：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尼科洛·馬基雅維利、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
李瞾：理查德·胡克、弗蘭西斯·培根、雨果·格勞秀斯、托馬斯·霍布斯、勒內(nèi)·笛卡爾
白冉冉：約翰·彌爾頓、別涅狄克·斯賓諾莎、約翰·洛克、孟德斯鳩
陳冠宏：大衛(wèi)·休謨、讓-雅克·盧梭、伊曼努爾·康德
楊同宇：威廉·布萊克斯通、亞當·斯密、聯(lián)邦黨人、托馬斯·潘恩、埃德蒙·伯克
鄭斯璐：杰里米·邊沁、詹姆斯·密爾、喬治·威廉·弗里得里希·黑格爾、亞里克西·德·托克維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徐逸塵：弗里德里希·尼采、約翰·杜威
匡本熙：埃德蒙·胡塞爾、馬丁·海德格爾、后記：列奧·施特勞斯與政治哲學史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魯楠，法律出版社的編輯韓滿春先生、黃琳佳女士為本書校譯再版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心血，在此一并致謝。當然校譯的錯誤和疏漏仍需由我們承擔，還望同仁學友不吝賜教。
許超
己亥中秋于薊門煙樹

緒論
當今，“政治哲學”幾乎成了即便不是“神話”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同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