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述論
錢婉約
晚清、民國年間，是中國古籍流入日本的一個重要時期，它構 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側面。一般來說，近代中日書籍交 流之路的打通當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一方面，甲午戰(zhàn)爭的勝利，使得日 本舉國上下普遍加強了對中國的關注，一批時代的弄潮兒開始踏上中 國的土地，尋求發(fā)展的機會，考察中國社會，并點滴滲入到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進入 20 世紀，中國赴日留學的熱潮興起，也加強和推動了中日文化的雙向交流。以這樣的時代局勢、文化變遷為背景，日本對于中國漢籍的關注和搜求，在進入 20 世紀后，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規(guī)模。
近代日本人來華訪書，在學術上，又是以日本中國學的建立為背景和原動力的。中國學作為近代文化學術中的新生一支，與傳統(tǒng)漢學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觀實證，重視文獻解析。他們把中國當作一個客體，一個相對于本國文化的“他者”來對待，十分注重對于研究對象的實地踏查：包括通過修學旅行感受中國；派留學生到中國進行語言和專業(yè)的進修；以及專家的文獻調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還包括與中國學術界、書業(yè)界的實際交流等。這種本質性的轉變，濫觴于明治維新以后歐化風潮的 80 年代，實現(xiàn)于甲午戰(zhàn)爭以后的 90 年代中后期。這與來華訪書的展開在時間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訪書活動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個涵蓋面寬泛的文化現(xiàn)象，它既是日本關注中國、滲透中國、殖民中國的社會思潮在文化學術領域的折射，又構成近代日本中國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通過訪書活動，可以從一個具體的側面，了解日本人對中國及中國文化關注的興趣點所在，同時展示中國學發(fā)展的實際態(tài)勢，及其與中國學術界、與中國文獻典籍、與中國書業(yè)界的相互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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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來華訪書，從人員結構上來說，大致可以分為學者的研究調查、藏書機構的采購和書店老板的輸入三種類型，以上所述內藤湖南、長澤規(guī)矩也、田中慶太郎三人庶幾可以作為這三種類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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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日本近代的來華訪書，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它既是中日學術關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頁，也是近代中日兩 國從合作到戰(zhàn)爭的社會政治的一個縮影。從中國方面說，秘籍被盜、珍本外流，無論用氣憤、悔恨、屈辱等詞匯，都難以表達歷史留給我 們的回味和啟示。
\ufeff作者簡介：
內藤湖南，日本秋田縣人，著名歷史學家，“內藤史學”的創(chuàng)始人，京都學派締造者之一，也是日本中國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有“東洋史的巨擘”之美譽。曾十余次訪華，著有《內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島田翰，日本東京都人，自小受漢學熏染，浸潤于萬卷漢籍、珍貴善本中，有“天才”“神童”之譽。曾數(shù)次到中國江南地區(qū)，結交藏書名家，閱覽古籍善本。所著《古文舊書考》，在中國享有盛譽。
田中慶太郎，日本京都府人。曾在中國游歷、購書。他經(jīng)營的文求堂是東京乃至日本的漢籍書店，為日本中國學研究提供了及時充足的資料用書，為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武內義雄，日本漢學家，留學中國近兩年，主要在北京讀書、訪問，又游歷過江南、華北等地。是日本學界早期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中國經(jīng)學的思想史家。著有《武內義雄全集》十卷。
神田喜一郎，日本京都府人，著名漢學家、敦煌學家。曾師從內藤湖南，研習中國史學。多次到中國旅行訪書，調查文獻。著有《神田喜一郎全集》十卷。
長澤規(guī)矩也，日本東京都人。共七次到中國訪書旅行，收集研究資料。在三十多家藏書單位整理和漢古籍，從事編目工作，被稱為日本近代文獻學第一人。著有《長澤規(guī)矩也著作集》十卷。
吉川幸次郎，日本大阪府人，京都大學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文學，為戰(zhàn)后日本中國文學研究之巨擘，享譽國際漢學界。年輕時在北京度過了三年的留學生涯。著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三十一卷。
譯者簡介：
錢婉約，江蘇蘇州人，北京大學博士畢業(yè)，現(xiàn)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人文學院院長。先后在武漢大學歷史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姬路獨協(xié)大學文學部、澳門理工學院從事一年以上或多年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代表作有《內藤湖南的中國學》（博士論文）、《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等。譯著有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桑原騭藏《東洋史說苑》、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合譯）、《中國訪書記》等，主編有《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臺港學者論中國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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