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侯慶斌
上海是近代中國最早一批經受西方文化洗禮的通商口岸，其華洋雜居一市三治的獨特面貌，造就了多元繁復的城市歷史與文化。改革開放以后，上海史研究逐漸成為顯學，吸引了歷史學、文學、法學、教育學和建筑城規(guī)等學科領域研究者的興趣，海內外成果豐碩，蔚為壯觀。已有學者不斷對近30年海內外中國城市史和上海史研究進行過梳理和反思，茲不贅述。本文僅檢視中文學界上海法租界歷史研究的論文和專著，以期對上述討論有所補益。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的扼要回顧
晚清西人游記中已經記錄許多對上海法租界的觀感，19世紀末相繼出版了于雅樂的《法國人在上海（1853—1855）》和福威勒的《上海法租界紀事》，可能是最早一批有關上海法租界歷史的專著。民國時期，尤其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租界作為列強攫取中國主權的例證而備受關注。它的存廢引發(fā)了多種討論。英美僑民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為維護租界制度，極力宣揚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國學者則將之與廢除治外法權相聯系，揭露租界當局尊洋抑華，以及列強肆意蠶食中國司法主權的事實。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一些兼具史料價值和研究意味的上海法租界史專著，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和庫爾蒂的《上海法租界研究》。兩書均援引了大量法租界公董局和法國外交部的一手檔案資料，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從內容上看，這些著作皆可歸為“僑民書寫”模式，如梅朋和庫爾蒂均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任職，傅立德曾任法國旅華商會秘書長等，他們書寫法租界制度演變的歷史，旨在表彰法國人在遠東拓殖經營的艱辛與業(yè)績。此外，法國在華官員和法律專家撰寫的國際法和中外關系史著作中，也對上海法租界的歷史有大篇幅介紹，如晚清時期法國駐滬副領事德莫朗撰寫的《治外法權與外國在華利益》和《外國人在華的條約權利》，商法和比較法專家兼國民政府立法顧問愛斯嘉拉編著的《外國人在華權利與利益》和《中國與國際法》。除上述專著外，1932年柳亞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館陸續(xù)編纂了一批資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上海法租界的部分具有較高史料價值。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檔案的開放和研究范式的轉移，上海史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相當長時間內，有關上海法租界史的討論相對較少，或是局限于以新修方志為代表的“鄉(xiāng)土歷史”敘事，或是湮沒于上海歷史或租界史的宏觀表達中，鮮有專論和專著。其間最值得一提的大事件，即梅朋、傅立德所著《上海法租界史》中譯本于1983年出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倪靜蘭先生流暢的譯筆，緩解了學界因法語能力不足和法文史料難以獲取造成的研究障礙，極大地推動了此后上海史的研究。近40年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可擇要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　政治外交史領域
在革命史觀影響下的中國近代歷史敘事中，小刀會起義不僅是上海租界經歷的第一次近代中國的內戰(zhàn)，而且對租界社會結構和基本制度產生了長久的影響。江天岳利用法文史料，著重討論了法軍和小刀會起義之間的關系，梳理了清法關系從對抗到合作，進而發(fā)展成“借師助剿”的經過，補證了相關史實。除小刀會起義之外，發(fā)生于1874年和1898年的兩次四明公所事件也是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已有的討論多以寧波同鄉(xiāng)組織與法租界公董局的地權糾紛和衛(wèi)生觀念沖突為中心，將該事件解讀為地方精英的抗法維權。葛夫平將1898年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置于甲午戰(zhàn)爭后列強劃定勢力范圍這一背景中，考察清政府對外政策的得失。她認為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并非近代市政建設與落后的國民意識和風俗習慣之間的矛盾，而是當時列強掀起的瓜分中國狂潮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交涉過程中，清政府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雖然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為中央政府減壓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國政府最終放棄浦東和南向的擴界圖謀，但“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作用有限，無法實現清政府的愿望，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顯得進退失據，最后落得被夷協(xié)謀、得不償失的結局。


近年隨著新革命史研究的升溫，中共建黨與上海法租界的關系成為新熱點。針對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的原因，蘇智良、忻平等學者認為工業(yè)化、現代化和國際化都市的上海，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適宜的地理環(huán)境。以上海工人為主體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階級覺悟的提高，為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階級基礎。上海發(fā)達的媒介網絡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熊月之則另辟蹊徑，從知識人居所、活動范圍和交集網絡出發(fā)，認為與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規(guī)劃合理，環(huán)境優(yōu)雅，適宜居住，人口密度低，地處城郊邊緣，一方面吸引了文化精英，另一方面也便于革命宣傳活動的展開。作為近代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上海工人運動受到學界關注。莫慶紅以1930年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工人罷工為例，探討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共排除“左”傾路線，采取公開合法手段利用敵人之間矛盾策動罷工的歷史經驗。邵雍分析了1935年法租界人力車夫和罷工的原因，將之歸咎于法租界新的車輛登記制度限制了車夫人數，后者迫于生計和車商合作抵制租界當局。中共并未抓住時機在工人中開展組織活動，在此番罷工運動中的實際角色不宜高估。


（二）　租界制度史
盡管前人對美國學者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回應”理論進行了許多深刻的反思，其洞見和不見也廣為學界所知，但僅就租界史而言，“沖擊回應”理論無法輕易繞過，并仍然具有廣泛的解釋力，使得西方制度在租界中的移植和上海地方社會的因應成為長盛不衰的研究課題。臺灣學者吳圳義和陳三井較早利用中外檔案和法文報刊資料研究上海法租界的市政制度，尤其關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間的制度差異，以及法租界華人參政問題，意在揭露租界當局蠶食中國司法主權和租界內的華洋不公。年輕一代學者利用法文資料對西方制度在上海法租界中的移植效果給予了更多關注，如侯慶斌比較了晚清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和法租界會審公廨在司法權限上的異同，揭示了大陸法文化對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司法實踐的影響；朱曉明討論了從晚清至抗戰(zhàn)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章程、制度、人事任免和警政；趙偉清和鄭瀟對上海法租界傳媒審查制度進行了研究，具體包括報刊、印刷品、廣播、電影等；任軼關注了西方醫(yī)療體制在法租界中的移植，討論了法國政府和天主教會在醫(yī)院建設、醫(yī)療資源和醫(yī)學教育等方面的博弈。


（三）　社會史領域
以青幫為代表的舊上海黑社會勢力以法租界作為重要活動據點，因其涉足毒品犯罪和地方政治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蘇智良分析了舊上海地方幫派的信仰、文化、生活方式、聯絡手段和活動特點，試圖從近代上海三界四方多元異質社會中尋找黑社會勢力滋生的土壤，揭示了近代上海繁榮發(fā)展背后的陰暗面向。在城市犯罪研究方面，蔣杰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統(tǒng)）技術，以法租界道路和街區(qū)為單位，討論城市犯罪率和街區(qū)布局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商業(yè)功能和空間環(huán)境，表明地近干道和里弄結構是誘發(fā)盜搶犯罪的主要因素。借助量化的方式，蔣杰還對抗戰(zhàn)期間上海財產犯罪數量在不同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化進行了研究。


日常生活史領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馬軍研究員和法國里昂高等師范大學東亞學院安克強教授聯合主持的“戰(zhàn)爭塑造下的上�！表椖恳延谐晒�面世，如馬軍有關戰(zhàn)時上海租界當局設置鐵門的動機、效果和鐵門的位置做了細致的考證，并揭示鐵門對華洋居民日常生活的不利影響和由此激發(fā)的華洋矛盾。西方異質文化對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的塑造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視。蘇智良和江文君以上海頗負盛名的法國公園為例，揭示了法國公園所承載的“現代生活”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所限，反映了上海與世界的大融合。此外，江文君以交通工具、咖啡館、電影院等西方物質文化移植為例，分析了現代生活方式對上海租界華人日常生活的塑造。


法國僑民在滬活動也受到研究者關注。蘇智良討論了抗戰(zhàn)期間法國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建立難民區(qū)的經過，他開辟的救助難民的“上海模式”被中外各方接受，推廣到南京、漢口等地，推動了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訂立，成了戰(zhàn)時保護平民的國際共識。曹勝梅分析了晚清法國商人在上海的經營活動，修正了學界對法國僑民重傳教而輕商業(yè)的刻板印象，認為盡管法商實力和影響力不及英美商人，但是在藝術品和高檔消費品的經營上獨樹一幟。牟振宇等人還原了晚清時期法國駐滬領事愛棠的在華活動，面對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對法租界的沖擊，愛棠不僅捍衛(wèi)了租界的獨立性而且完善了城市基礎建設和市政法規(guī)，為后來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蔣杰研究了“二戰(zhàn)”期間“自由法國”運動在上海的活動，作為最早投入這一陣營的海外僑民組織，旅滬法僑中的“自由法國”派在“自由法國”運動從興起到取得最終勝利的整個過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此外，這一運動看似只是法國與法僑社會的內部事務，但在戰(zhàn)時上海極其復雜的環(huán)境中，其形成、發(fā)展與興衰受到政治、外交以及軍事等諸多因素的共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