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節(jié)選）


對拜占庭帝國的評價之中，一個普遍的歷史認知是，拜占庭是文明世界中一切卑劣無恥的集合……所有長期存續(xù)的文明之中，只有拜占庭與任何一種偉大都完全絕緣……他們罪孽深重，既放棄了勇敢，也不知道德為何物……奴隸，與自甘淪為奴隸的人，在思想與行動上沉溺于聲色犬馬之中，只有一些神學上的瑣碎辯論或者戰(zhàn)車賽上的勝負爭奪，才能使這些人瘋狂暴動，暫時擺脫倦怠……帝國的歷史是單調的陰謀史，是和僧侶、宦官、婦女有關的毒殺、密謀、忘恩負義與手足相殘的歷史。這段令人訝異的誹謗來自1869年出版的W·E·H·萊基（W·E·H·Lecky）的《歐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而對當代人而言，這位作者的觀點或許不再能引起多少共鳴——按最后一段話的說法，拜占庭歷史與其說是單調，倒不如說很有娛樂性。但事實上，在此前二百多年間，所謂的“晚期羅馬帝國”，其風評堪稱惡劣。漫長的詆毀似乎自十八世紀的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開始，吉本和所有接受傳統(tǒng)教育的英國人一樣，將拜占庭帝國視作背棄古希臘與古羅馬一切精華的叛徒，而這種觀點影響至今。一戰(zhàn)之后，在羅伯特·拜倫（Robert Byron）、戴維·塔爾博特-賴斯(David Talbot-Rice)、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以及他們的朋友與后繼者的努力之下，天平開始向另一側傾斜，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黎凡特地區(qū)的旅行終于變得容易、快捷和較為舒適了，大眾才得以親身參觀拜占庭帝國的遺跡——帝國才回歸了本來面目。人們最終意識到，拜占庭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繼承了此前的兩個偉大文明。


問題在于，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對拜占庭的了解都太少了。成見依然根深蒂固。我在英格蘭最古老也最優(yōu)秀的公學之一的五年學習期間，拜占庭仿佛被避而不談。說實話，我記不清課堂上有沒有人提到過這個詞，更不可能具體研究了，這種全方位的忽視，讓我在進入牛津大學之前，一直都無法對拜占庭下一個大致的定義�；蛟S，許多人直到今天對拜占庭的認識還是同樣模糊，而他們正是我寫下這本書的主要原因。


但完整的故事不止于此。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于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建城，到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于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破城，拜占庭帝國延續(xù)了一千一百二十三年零十八天，而我在幾年前寫作一部威尼斯歷史作品時意識到，將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的種種，匯集在一本篇幅合宜的書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兩位史學家嘗試過，但在我看來，結果并不算令人滿意，讀者或者因過于簡略、破碎的記述而感到困惑不解，或者在無休止的史實羅列轟炸之下知難而退。我更希望提供一種輕松的敘述氛圍，因此將第一卷敘述的時代限制到大約五百年之內。前兩章作為全書的序言，主要討論君士坦丁的早年生活與掌權歷程——這不但是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也是接下來敘述內容的必不可少的鋪墊；直到第三章我們才開始討論“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而羅馬帝國自此也可以被稱為拜占庭帝國——盡管他們自己從未放棄原來的國名。第一卷跨越四百七十年，在公元800年圣誕節(jié)查理曼加冕成為“羅馬人的皇帝”時結束——這也是最方便的歷史節(jié)點之一——博斯普魯斯海峽畔的皇帝終于首次有了一個對手。下一卷將寫到十字軍時代，第三卷則將寫到其壯烈而近乎無法承受的悲劇結局。


您或許要問，是什么讓我決心完成如此艱難的任務？事實上這個想法并非源自我本人，而是我的朋友鮑勃·戈特利布（Bob Gottlieb），那時的他還沒有離開美國的出版社而成為《紐約客》的編輯。盡管我多少覺得，完成他提議的長篇大作過于大膽，但我并沒有猶豫。自從1954年首次前往希臘，并于次年在貝爾格萊德的英國大使館中任職之后，這二十多年以來我已經(jīng)對拜占庭世界著迷，此后在貝魯特停留的三年更是增添了我對東地中海的種種喜愛，而這座迷人的城市依然是世上最宜人的地方之一。當我于1964年離開外交部，決定靠筆謀生時，我的第一本書——與里爾斯比·西特韋爾（Reresby Sitwell）合著——的主題便是那個依然存留著拜占庭精神的地方——阿索斯山（Mount Athos）。這絕非偶然。


我近期作品的主題是威尼斯，她最初是帝國行省，而后成為帝國的孑遺，圣馬可大教堂（St Mark’s）——事實上其設計正是以君士坦丁主持建造的圣使徒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為模板——和托爾切洛大教堂（Cathedral of Torcello）的鑲嵌畫，堪與君士坦丁堡的鑲嵌畫遺存相媲美。而這兩座城市的差異，寫出來又是多么驚人！在威尼斯的歷史之中，潟湖的淺水使她與陸地分離，庇護著這座城市的安全。她清楚，在共和國結束之前，她一直安然無恙。而君士坦丁堡，卻面臨著無休止的威脅。一場又一場的圍攻之中，城市一次又一次靠著皇帝和臣民的英勇而獲救。兩座城中的居民也可謂截然不同。威尼斯人信奉犬儒主義，冷眼旁觀，是世上最具商人思維的人。拜占庭人則信仰神秘主義，對他們而言耶穌基督、圣母和圣人們就和他們的家人一樣真實。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威尼斯的統(tǒng)治者是匿名的議員們——他們選舉一批身著黑袍的人，秘密工作，人員組成總是變動，實行集體決策制，避免任何突出的個體。拜占庭則是專制政府，統(tǒng)治者拜占庭皇帝接近天堂，等同于使徒——上帝在人間的輔助統(tǒng)治者——掌控著每一個臣民的性命。其中一些皇帝是英雄，一些皇帝是怪物，但沒有哪位皇帝是沉悶無聊的。


僅這一個原因，就足以讓這本書的寫作充滿樂趣，但若是謙遜地表述，也算是一種致敬。我們并沒有充分意識到，東羅馬帝國對我們的文明有何種恩惠。若不是這個基督教世界的東方堡壘，歐洲要如何抵御七世紀的波斯王和八世紀的巴格達哈里發(fā)？我們今天要說何種語言，要崇拜何種神祇？在文化領域中，這種恩惠也極為可觀。在蠻族入侵，羅馬城中的皇帝衰落之時，西歐的學術之光幾乎完全熄滅，只剩下修道院中偶爾的閃光；而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學術之光依然閃耀著，古典時代的遺產(chǎn)得以留存。我們對古典時代的很大一部分知識——特別是希臘與拉丁文學，以及羅馬法——都是源自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學者、書記員與抄寫員，若是沒有他們，這一切早已散佚。


然而這些意義重大的辛勞，長期以來被視作理所應當而被人們遺忘。在當今時代，只有一件事依然在提醒著我們拜占庭人的天才：他們輝煌的藝術成果。基督教歷史之中——或許可以說，世上所有宗教的歷史之中——怕是再沒有哪一批藝術家，能夠將如此深刻的信仰滲入藝術作品。拜占庭神學家過去堅持宗教畫作與鑲嵌畫作必須展現(xiàn)上帝的形象。這要求絕非簡單，但在帝國的教堂與修道院中，它一次又一次地被成功達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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