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一次謝朋友饋贈拿破侖手下的將軍之一馬波男爵回憶錄：我從未見過那本馬波譯本，書棒極了。那年月人們的信寫得多好，看我們的信寫得多糟。他一生都在謙恭地給朋友們道歉，說自己的信寫得無聊而且愚蠢。然而，除了很個別的例子，他說的與事實不符。因為，他那卷帙浩繁的書信隨處可見風言風語、掌故軼事。有的煞有介事，有的道聽途說，莊諧并存；有的是吹牛大話，有的是自我攻擊；有抱怨，有懺悔；有給別人的指導，有自我反思；有無邊而不乏智慧的捏造，有對朋友和敵人進行的人物素描；有惹人注目的中傷、回憶與預測，也有口無遮攔的文學、政治與社會言論；有某日某時所做所想的什么，并且連當時的氣候信息都有。總之，還有千百個話題，那充滿了他活躍豐富的頭腦的話題。

除非場合要求語言細致精準，他的信從不擺出正式的架勢，連裝都不裝。他清楚這一點，心不由衷地哀嘆過，其實又滿不在乎。很多時候，寫作最好的人往往寫信最糟。1929年他說，這幾乎是定律。1957年他又道：此信潦草，滿是錯字；寫得匆忙；是信，不想當散文來寫。盡管老這么說，他自己一定知道日后讀者自己會發(fā)現(xiàn)，從他的書桌臺子抑或打字機書寫板上流出的每一封信幾乎都給人留下印象：這是那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的東西，毫無疑問。

成年后終其一生，海明威習慣寫信，甚至有寫信強迫癥。對他來講，通信是生活必需品。如果算上水火之災殃及的書信，或者蠹魚乃至熱帶蟲子咬噬掉的書信，更或者有意無意不聲不響扔掉的信（自己或別人干的且不論），再或者箱子里保險柜里堆著的以及被人扣著不見天日的信，在1961年他死之前的50年里，他大約寫了六七千封信，還不包括有時長信之后發(fā)的洪水般多的電報之類。

假如他沒寫那么多信，嚴肅的小說作品也許還要多產(chǎn)些。海明威自己常這么想：任何時候我能寫一封好信，那就是我沒在工作的征兆。他曾經(jīng)如是說。寫信是擺脫工作的令人陶醉的方式。同時又感覺你干了點什么。他熱愛寫信，愿意浪費筆墨時間，無論身在何處，朋友在哪兒，皆令妙筆湍流或者涓涓細流。只有習慣寫了才難停下。即便是寫信的方式我也愿意跟你談，盡管話蠢得可悲，并且自說自話。1951年他對查爾斯·斯科瑞布納如是說，時正當他書信之花盛開的歲月，約從1949年始，延續(xù)至1952年。類似的時期還包括： 比如1924到1928年，他迅速成名的時候，名譽的階梯有時他爬得快得有點不留情面。再比如1939到1941年，他寫《喪鐘為誰而鳴》時期以及之后。

即便是寫小說順利的時候，他似乎也需要通過寫信來松弛一下創(chuàng)作的注意力。在信里，他筆頭松懈，鬼才在乎，長得沒譜，措辭重復；而正經(jīng)寫作時卻一次超不過500個單詞，約束自己給最佳的詞匯以最佳的秩序。所以，一天嚴肅界限的寫作開始之前，一大早他通過寫信來熱身，讓腦子動起來。手頭的故事或章節(jié)在下午或晚上放到一邊之后，他用寫信來冷卻頭腦，很像運動員在賽后于跑道上再慢跑一下。

表皮下是他特有的工作與游戲之間的區(qū)分。游戲屬于調劑： 在最緊張的工作間歇提供放松，如此嚴肅的寫作才有可能完成。寫信是他的一種游戲形式。正因為是游戲，他的信才渾然天成；假如內容和組織都有花費心思之苦，就缺少直截了當了。而寫小說則是最艱難的那種工作。為了流芳百世，編故事的人得設計安排。盡管海明威不吝惜時間寫信，書信于他還是副產(chǎn)品，是游戲產(chǎn)品，屬于一時的創(chuàng)作沖動。書信不是旨在長遠的寫作。福特·馬多克斯·福特一次跟他說，一個人寫信要總想著身后。海明威1950年說，這話給我的印象如此之壞，以致我燒了房里所有的信，包括馬多克斯的信。你把只有0.5卡的豆殼攢著等身后?這破玩意兒?那就留著吧。它們可不是為身后寫的，豆殼也不是為身后當燃料的，只為此日此時；身后的事情會自己照料自己。

海明威說自己單詞拼寫比菲茨杰拉德強點。這牛皮吹得雖然不為過，但他一生卻總在犯明顯的拼寫錯誤，比如apoligize（道歉），responsibility（責任），optomistic（樂觀），its�瞫elf（其自身），volumne（卷）以及manoever（演習）等。這最后一個單詞對一個熱愛軍事語言的人來說總成問題。前面有了否定式，接著不用or卻用nor，這是海明威個人文風的特殊商標。對語法學家輕蔑，他在加ing或者able的時候往往保留原單詞的e,比如loveing或comeing,再或如不朽的書名短語《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他從不在乎who和whom的區(qū)分，也不介意lying和laying有什么不同。我對中學英語最后的記憶是，他一次寫道，有回大爭論，到底該寫already還是all ready。怎么會有這種爭議?海明威書寫的時候常字跡潦草匆忙，難以辨認。每當此時，他總是忽略縮略語所有格撇號。他很少在t上加橫，或者在i上點那一點。他相信Murphy之類恰當名詞的簡單復數(shù)就代表Murphy�餾了。海明威寫地名少有可信者，雖然他所知比所寫強些；一般的借口是寫錯了因為字典隔著好幾間屋子呢。我的信拼寫和結構不佳，是因為粗率，而不是因為無知。1952年海明威如是說。他的法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能聽，加上大抵不查字書，他常在這些外語標記上犯語法硬傷錯誤，又喜歡在信里用外國字當佐料。海明威的態(tài)度是，這些糾錯小事能雇人做。也有人懷疑興許不受約束的語言恰可達既定規(guī)矩的彼岸，反倒是有自己的生命力。海明威顯然會同意阿特穆思·沃德的觀點：我們好好的干嗎在乎語法?

海明威有時竭盡全力避免人指責他在語言方面裝腔作勢；那習慣弄得人管這語言叫海明威切口。莉蓮·羅斯在《紐約客》人物報道的文章里專訪我們這位來這座偉大的城市度假的偉大作家，就用了幾個例子。跑堂的帶他進旅館房間，他說：接縫看上去還行。參觀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之后，他喃喃自語：對像我這樣的鄉(xiāng)下孩子來說好玩。午飯大嚼，說了句：吃好，消化好。這語言傾向開始似乎是為了避免不禮貌地重復單數(shù)第一人稱代詞，接下來干脆連其他人稱代詞也剔除了，連帶一定的動詞和普通的an和the之類的冠詞。這可能跟他喜歡電報語言有關。他在報社干的那些日子就開始喜歡電報語言了。然而，演講和寫信的時候他似乎也這副腔調，因為他覺得這樣講話踏實簡潔，有陽剛氣。與周圍的人不同的是，他一次寫信給�？思{道，從小……我總過鄉(xiāng)下人的生活。在談及人類進入現(xiàn)代后逐漸墮落時他反復用一個短語，據(jù)他說這短語是從實有其人的一個印第安老人那里撿來的：從前好，現(xiàn)如今臭屎一堆。

海明威一封接著一封地寫信跟他遠方的親友談他所謂的丑聞，以令他們覺得開心好玩。已故伊麗莎白·德魯寫及十八世紀書信體文字宣泄時，稱之為謠言文學（Literature of Gossip）。海明威的許多書信段落很可戴上這頂帽子。把丑聞告訴我，總十分安全。他寫信對約翰·多斯·帕索斯說，一個耳朵聽，再從我嘴里出。這種惠特曼式的嘮叨常出現(xiàn)于哥們之間的閑聊，又極可能被復制，只要他手里有支鉛筆或者鋼筆；他們如果沒東西聽，他就寫信再說一遍。謠言閑話從他記憶中流出，如西班牙酒從放倒的羊皮酒囊里流出一般。我跟你講個有趣的故事。他常這么寫道，故事經(jīng)常是有時有趣，或者吵吵鬧鬧，或者惡意中傷，或者話語不堪，但很少枯燥。我寫信是因為喜歡得別人回信。1950年他曾如是說。他如魔鬼咂摸滋味般地期盼回信里有丑聞。跟我說說，他總乞求，我寂寞得很……此地無聊……有什么新聞?他期盼的信和成百封不期而至的信雪片般來到他書桌上。假如他喜歡，就回信，從不放棄傳謠或收謠的快樂。

海明威天性喜歡編故事，也有編故事的傾向，職業(yè)也是編故事的；所以他信里再陳的故事并不都可靠。他相信并且常說作家都是說謊的人，顯然樂于在談話和書信里實踐自己的言辭。在作家自己的真假王國的地圖上，疆界不是飄著的旗子劃的。許多收信人和聽他獨白的聽眾被他煞有介事的神情所說服，相信所陳故事皆屬實，結果屆時發(fā)現(xiàn)大抵是虛構的東西。一輩子都在敘述，海明威總把報告文學和虛構小說混為一談。在書信寫作的熱頭上，他根本不想放棄這習慣。

末了，有充分證據(jù)證明他用寫信的方式來進行職業(yè)理療，大概等同于坐在心理醫(yī)生的沙發(fā)上治病，以此緩解當天故事情節(jié)給頭腦帶來的壓力。我可以此刻把它寫出來，也可以那樣揮之去。1926年他對寶琳·費佛如是說。25年后，他跟妻子瑪麗說：此信如空襲警報的哀鳴，在你的小鋼琴上彈奏一下，讓周圍住的人害怕……我剛才是說今天有點情緒低落，對你傾吐以揮之去。他的四任妻子不是僅有的聽眾，不過無疑的是她們聽得最多。遠在兒時，他寫信給比爾·史密斯，用的是兩人常模仿的奇怪的方言土語：Havta carp along wit cheerful facial all diurnal and seek relief in a screed.翻譯過來是：你一整天得滿臉歡笑活著，然后通過寫信來松弛一下。

類似的陳述表明作者有懺悔心理。盡管如此，它們還不屬于解罪請求保佑我，神父，因為我有罪它們只是對理解的要求，渴望合理的要求，甚至是想在別人的眼里心里看見羨慕的那種愿望。講出內心的困擾能幫助他解脫紅與黑式的憤怒，撇掉頭腦里沸騰的殘渣余孽，以滿足同志式的交流需求，讓信任的人理解自己并明白自己的生活大體是怎么回事。我寂寞得可以。他有一次說，想寫信給識文斷字的人、知我所知而且似乎有頭腦的人。無疑，往往是他在自己跟自己解釋，假定有個同情而默默的聽者。在所有的通信中，一個聲音反復出現(xiàn)： 那便是熱切希望別人照他本來的樣子看待他，明白原本事情真相是怎么個情況，而不是廣為傳說的怎樣怎樣。

海明威9歲的時候寫的三封信留到了今天。一封是在新奧爾良度假時寫給父親的，另兩封是從南塔基島寫給母親和姐姐的。這幾封信粗略提供了藝術家少年時代的自畫像。

這些小信札直指他未來的某些偏好： 熱愛自然，對劇烈的體能運動感興趣，樂于競爭，對個人的無畏感到自豪。盡管如此，它們并不代表少年時期的無度。再過些許年，我們自認所最了解的海明威才從雛菊童年期走出，出現(xiàn)于比他處在青春期的邊緣時更崎嶇更廣袤的世界。我們因此首先選1917年的那封信： 18歲的結實小伙，中學剛畢業(yè)，在北密歇根湖畔的土地上收獲土豆和牧草；活快干完了，歇下來回憶在左近霍頓灣剛抓的四條大鱒魚。44年后我們與他告別時一個世界級的人物，病體老邁，充滿幻覺，過度緊張，站在自殺的邊緣想想遠在天邊田園風光里的那個高個子年輕人，真是讓人動心；那是基督教中產(chǎn)階級家庭一個被人關愛的子嗣，勤勞，有責任心，渴望父母的贊揚。到1961年，他變了，但還不徹底。海明威生命最后幾個星期里寫的兩封信反映出他仍然欣賞美利堅風光，仍然樂道美國的兩條大河： 密西西比河和黃石河；在那里，鱸魚仍舊在跳，鱒魚仍舊在游；60年生命轉瞬已逝，魚們仍在跳，照舊游。

1917年初秋，海明威行將開始第一次離開家庭圈子遠游六個月，初出茅廬，去《堪薩斯城市之星》當記者。1918年5月，他向相反的方向旅行，此行的結果影響更深遠。這次火車帶他到了紐約。在紐約，他激動不已地探索這個大都會；穿著嶄新的軍裝行至第五大道，隨后高高興興登上部隊的運兵船只去意大利北部開救護車。不到兩個月，他成了皮亞韋河前線首批美國傷病員中的一員，米蘭新建的紅十字醫(yī)院最早一批傷員中的一位。

他從米蘭給家里寫的信，反映了對自己戰(zhàn)場表現(xiàn)的驕傲，在戰(zhàn)火中勇敢行為的自豪，以及恢復期間如何克制；同時反映了他樂于對戰(zhàn)事有所貢獻，那場戰(zhàn)爭本該是打來結束一切戰(zhàn)爭的。1919年1月，回到橡樹園的小伙子改變了許多。參與作戰(zhàn)、傷勢嚴重、與紅十字會護士戀愛、在異國結識新戰(zhàn)友諸事都開闊了海明威的眼界，使他長大成人。兩年前汗流浹背給《堪薩斯城市之星》寫報道，這回有強烈愿望寫另一種東西。他現(xiàn)在學會了喝酒抽煙；對有女人為伴的興趣也顯然增強，雖然不到他日后吹牛吹的那個程度。

內心的野性呼喚仍然強烈，于是夏秋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北密歇根湖畔溪流度過的，不愿忙著去找工作屈身就飯碗，先抓條肥鱒魚吃了再說�！盾娙酥�家》里的科瑞布斯和《大雙心河》里的尼克·亞當斯的經(jīng)歷是海明威戰(zhàn)后初期生活的最佳小說敘述。不過，兩篇小說的背景以及其他作品的背景都生動地反映在他同一時期的書信里了。我們可以從這些信里追溯他文字的變化。這些信加起來是他寫的最長的書，是他最接近自傳的書寫方式。

除了家人，那些年他的寫信對象有： 一起在密歇根度夏的忠實少年伙伴比爾·史密斯、比爾·荷恩、豪厄爾·詹金斯，還有一起在意大利開救護車的拉里·巴涅特，佩托斯基他那15歲的路可嬤嬤格瑞斯·昆蘭，伊薩貝爾·西蒙斯，稍后有橡樹園鄰居戈多爾芬以及未來的妻子圣路易斯的伊麗莎白·哈德萊·理查森。

隨著場景變化，通信人的名字也變了。不久，海明威寫信的對象包括一些當時最著名的文學人物： 歐文·韋斯特、埃茲拉·龐德、舍伍德·安德森、葛特魯?shù)?middot;斯坦因、詹姆斯·喬伊斯、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阿奇巴爾德·麥克萊什。不久，他與如下出版人進行了接觸： 羅伯特·邁克阿爾蒙、厄內斯特·沃爾什、哈羅德·洛布，以及霍瑞斯·利弗萊特；海明威并不真喜歡他們。他的寫信對象還有： 幫他起步的愛德華·奧布萊恩，別人模仿不了的編輯麥克斯威爾·帕金斯，最后是老少兩代查爾斯·斯科瑞布納；這些人他都相處不錯，有口碑。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他給沃爾多·皮爾斯、亨利（邁克）·斯特拉特寫了大量的信，這兩位是他美國畫家圈里的主要密友。他也寫信給《布魯克林每日鷹報》巴黎辦事處的蓋伊·�？瓶�，互相開玩笑對罵。與他先期和后期通信的記者還有： 《紐約客》的詹尼特·弗蘭納和莉蓮·羅斯，《紐約時報》的J.唐納德·亞當斯、哈維·布萊特和查爾斯·普爾。他與《老爺》雜志六年的交情引發(fā)了與阿諾德·金里奇的友誼；這段友誼貫穿了西班牙內戰(zhàn)時期。在成功地使埃茲拉·龐德獲自由的過程中，海明威與羅伯特·弗羅斯特和T.S.艾略特發(fā)展了點頭致意的友誼。他寫信的主要文學評論家對象有埃德蒙·威爾遜和馬爾科姆·考萊，還有蘇聯(lián)的伊萬·卡什金。海明威晚年還同80多歲的藝術史家貝爾納德·貝壬松建立了愉快的通信關系。一些最有見地的關于菲茨杰拉德的文字是寄給菲氏傳記的作者阿瑟·米澤納的。他最喜歡的雇傭兵是E.E.多爾曼史密斯，稍后叫歐格萬，一戰(zhàn)回來后的終生朋友。查爾斯·T.朗漢，他心目中二戰(zhàn)及戰(zhàn)后的主要軍隊英雄形象，也是他最喜歡的人。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海明威常寫信給阿德蓮娜和吉安弗朗哥·伊萬奇奇姐弟，他們是他所謂家族威尼斯分支的核心人物。海明威承認威廉·�？思{是他在美國小說領域的主要對手。他對�？思{的評估時冷時熱，一般是通過第三方來提及后者的。盡管如此，海明威和福克納互致對方的信至少各有一封保留下來了。

觀察這鄉(xiāng)下小子逐漸脫離少年時的鄉(xiāng)土氣、開始以不名一文拜見者的身份與名人打交道是件很能幫助了解海明威的事情，也很有趣。接著是社會、文學層面的平等交往，最終在他命定的領域作為大師與別人交往。20世紀20年代海明威的書信生動地反映了他為獲得承認而進行的奮斗。正如許多劃時代的作家一樣福克納是另一個例子他得為讀者創(chuàng)造一種品位，同時自己的作品也被這種品位評判、接納；海明威并沒有即刻突破。直到1925年秋，戰(zhàn)后他來到巴黎四年以后，《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第一本引起人注意的短篇小說才為海明威樹立起不太起眼的讀者群�！短�陽照常升起》的出版給他打上無可懷疑值得較量一番的作家烙印，那還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同年，即1926年，海明威私人年歷里特別難過的一年。他說自己不是圣徒，也不是圣徒的材料。較早的書信有些已經(jīng)反映了他非圣徒的一面，今后幾年的歲月里還要暴露一些。在背后咬人一口的技術在他一開始就不是新手；然而，他早年晚年都被很多人背后咬過�；仡^以加倍的興致反咬一口是他的特點。海明威脾氣壞是出了名的，無論何種對他不利的批評都惹他發(fā)脾氣。海明威非關文學的不滿有時凝結成排斥，從前他愛過的人成了排斥的對象。他母親因為寄給他關于《太陽照常升起》的侮辱性評論，被指為對他不忠。他姐姐因為責怪他離開第一個妻子也同樣被指不忠。受到一樣指責的還有他最小的妹妹，因為她違背他的意愿嫁人了。有人夸他的作品總令他高興；貶損的評判則點燃他的怒火。海明威經(jīng)常威脅要痛打跟他作對的人；雖然很少真的那么做，但還是顯露他從小欺負人的苗頭。他修改了吉卜林《假如》里的一句子，吹牛說他可以與小人同行而不失尋常本色。在他，這尋常本色往往成為朝犧牲品不幸的頭上涂抹的醋和苦膽；他對羅伯特·邁克阿爾蒙、麥克斯·伊斯特曼、埃德蒙·威爾遜、葛特魯?shù)?middot;斯坦因和溫德姆·劉易斯的批評即如此。海明威對詹姆斯·瓊斯的過度攻擊簡直讓人難以置信，這可是斯科瑞布納公司一起出版東西的同行作家啊。他認為瓊斯沒有盡到戰(zhàn)士的責任，即此一端就招來他的攻擊。海明威通過謾罵來廣泛清洗郁結的情緒，謾罵的強度至少不次于江納森·斯威夫特的口吻。被他貼過笨蛋標簽的人多種多樣，其中包括富蘭克林·D.羅斯福、蒙哥馬利元帥、勒克勒克將軍、安德烈·馬爾羅、斯佩爾曼大主教以及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不太有名的還有幾十個人。

《喪鐘為誰而鳴》有一段文字雖然有力卻不乏毒素。海明威堅持保留，他自我辯護的理由是刪除它就像把低音提琴或者雙簧管從交響樂隊里剔除，因為單獨演奏時這兩樣樂器都很難聽。難聽的咩咩聲音從未消失于他的書信。很遺憾，他有時還用frog（法國佬）、wop（意大利佬）、jig（黑鬼）和kike（猶太佬）之類的字眼。盡管我們得提醒自己像弗羅斯特、龐德和艾略特(姑且點幾個)一樣海明威出生的時代里，這些表述詞語在美國社會大多數(shù)層面很遺憾地屬于常用詞。海明威的反猶態(tài)度不過是表皮的。他的反猶只停留在口頭習慣，而不像龐德那樣成為恒久的主題。在《太陽照常升起》里，哈羅德·洛布成了當街示眾的羅伯特·科恩，有人指責海明威讓此人成為示眾的對象，海明威反駁說，法律并不因為一個行為不端的粗俗男子碰巧出于猶太血統(tǒng)就禁止描畫他。《喪鐘》里上述那段文字顯露出的海明威對巴黎大基諾劇院的口味引出幾個段子，也許這些段子都不足信，但都說他在二戰(zhàn)期間定有害人行徑。沒有必要過度詳述類似不得體的例子。這些不得體是跟一個復合人格結構里的其他毛病并存的；在正常情況下這一人格結構夠高夠強壯。假如他的信里時不時冒出近乎自大狂式的傲慢吹牛，那很有可能不過是口頭角力，以掩飾常常襲來的自我懷疑，即便是對自己的作品深信不疑的時候也復如此。他的疑心病像延長的呻吟伴隨了他一生；這疑心病可以用他自己反復承認的說法來解釋，即便解釋不掉： 疾病是文學產(chǎn)量的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