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后記

一、 戴面具之前的日子

富恩特斯少年成名生于1928年，1954年出版《戴面具的日子》時剛滿二十六歲，四年后《最明凈的地區(qū)》被稱為拉開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序幕，三十四歲拋出驚人之作《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此外，1987年獲塞萬提斯文學獎的時候才五十九歲。直至2012年5月離世時，他留下長篇小說二十余部、短篇集十余部、話劇劇本五個、電影劇本七個，另有隨筆雜文、專欄評論、書信往來、回憶錄等等，獎項和榮譽博士學位不計其數(shù)。

但是絕對地看，戴面具的日子六個漢字表述是他這部作品的中文轉世（afterlife），他的漢譯有必要跟原作拉開一定距離對待。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的外國文學漢譯大潮，到本次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新的書目，富恩特斯登陸中國（此處僅討論中國大陸）并不算太成功截至2016年，名下僅七個單行本,計十五個版次，分別為：

《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最早被譯入，1983年即有譯本，并在1999年、2011年兩次再版；

《最明凈的地區(qū)》十年之后姍姍來遲，但再版頻率更高：1998年、2008年、2012年；

其余幾部都是中晚期的作品，翻譯跟進相對更快：《狄安娜，孤寂的女獵手》（原1994年，譯1999年），《與勞拉迪亞斯共度的歲月》（原1999年，譯2005年，再版2012年），選集《墨西哥的五個太陽》（原2000年，譯2009年，再版2012年），隨筆集《我相信》（原2002年，譯2007年，再版2012年）；相對而言，《奧拉盲人之歌》（原1962年、1964年，譯1992年）這個合輯顯得十分孤寂，尤其是經(jīng)典中篇《奧拉》，傳播既少，認知且低。

以此來看，國內對富恩特斯的翻譯還比較保守，雖然很快為新中國第一代西語人所注意，但除最著名的作品，或有賣點的新作，或因其逝世而策劃的再版，引進書目在其所有作品中仍占比很小、新增緩慢，且僅譯林出版社（依托南京大學西語專業(yè)）投入較多。跟他所崇拜的路易斯·博爾赫斯、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科塔薩爾等人相比，他在中國的出版市場顯得不溫不火，也很少被作為影響源而得到讀者、本土作家的致敬。

除了這些單行本，一些合輯也對富恩特斯有所涉及，如《戴面具的日子》里有一篇被譯作《花園幽靈》1995年在雜志上刊發(fā)，后來該篇及另一名篇（譯作《查克莫》）又因被作者收入《墨西哥的五個太陽》得以面世；另外《兩個艾萊娜》有兩個不同的雜志版本，《奧拉盲人之歌》被整體收入《獲西班牙塞萬提斯獎作家作品選》，以及2014年吳健恒譯西班牙語短篇小說經(jīng)典二十四篇，將其《女朋友們》作為主標題。

還有一個非正式版的《查克穆爾》由網(wǎng)名信天游的E書大師收入《外國中短篇科幻小說1000篇》第一輯，雖然沒有標注任何來源、譯者信息，錯漏也較多，但被打上靈異奇談的標簽作為科幻作品閱讀，并在1000篇的大系中占據(jù)一席之地，顯示了一些認識上的錯位和文化背景的差異。

翻譯之外，業(yè)內對他的介紹和關注也草蛇灰線，如從上世紀90年代起朱景冬即注意追蹤他的訪談、動態(tài)，還有一些譯者、研究者關注其魔幻現(xiàn)實主義、墨西哥身份認同等話題。有趣的是，譯本不為人所注意的《奧拉》在研究者中呼聲很高，如盧云撰文討論了發(fā)出第二人稱的敘事者有哪三種可能性，張蕊依托富恩特斯專題項目梳理了其諸多文學前身，而朱語丞更進一步分析了與另兩個同源故事相比、神話素的轉移和原因。

總體來看，國內學界目前在富恩特斯這個話題上有兩大缺憾，一是沒有結合更廣泛的文學文化背景、理論解讀成果，分析還比較單一薄弱，尤其是如果考慮他是第一個通過自己在全球的文學代理人來控制自己作品的翻譯與出版、第一個被美國評論家視為一流小說家、第一個與歐美大作家建立牢固私人友誼的拉美作家，甚至一些作品只有英文版，而且法語、德語譯本和研究者也相當多，所以研究視野、路徑完全可以超越西語界而更加開放多元。

第二個不足是很少有人掌握了他的全部書目，給出一個連貫的閱讀脈絡。這不是說沒有窮盡就沒有發(fā)言權，事實上筆者也未及閱讀他中后期的所有作品，但富恩特斯確有一個特殊之處：堅實的結構感，無論是其本人對同一主題進行反復嘗試，還是加入同人對特定故事的開發(fā)，或者時間的年齡這一墨西哥式人間喜劇的宏大計劃，如果閱讀和評論太過局部，便會錯失其如四維空間的精妙之美。

二、 戴面具的日子

1944年底，富恩特斯十六歲，第一次在假期探親之外開始在墨西哥城穩(wěn)定地生活。雖然還是個高中生，但長得帥、教養(yǎng)好，在巴拿馬、美國、智利、阿根廷各處見過世面還很會說話，使他迅速成為社交界的名人，應邀參加各個使館晚宴，登上雜志封面，跟中國大使的女兒要好。無論他是不是如人所說聚會的靈魂人物（el alma de las fiestas），這種輕浮、歡快的生活是他優(yōu)越出身的自然選擇，也是當時軍人干政向文官政府過渡、經(jīng)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墨西哥奇跡的寫照。

在高中和國立自治大學法律系求學時期，他很快成了馳名校園的學生作家，在《至上報》和《今天》雜志發(fā)表過不少生活、藝術評論，文化名人訪談，并且獲得過獎項。他最早的文學發(fā)表可以追溯到1949年11月26日《明天》報上一篇《變味的糕餅》，講述某猶太青年從歐洲返/逃回紐約，對作為猶太人的母親拒絕認同。長期關注富恩特斯創(chuàng)作尤其是早期書目的加州大學教授理查德里夫認為，這篇故事史料價值高于藝術價值，沒有被作者收入任何作品集，也很少受到研究者關注，但其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反復操作的主題（如假猶太人）和有意識的風格探索（如第二人稱）。

1950年，富恩特斯前往日內瓦大學進修國際法，雖然四年中沒有進行實質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但度過了有益的學徒期。如1964年《純潔的心靈》即具自傳色彩，以一個女性敘述者聲音回顧了當時的閱讀和愛情生活；最重要的是，那年夏天在湖邊餐廳吃飯時見到七十多歲的托馬斯·曼，突然領悟其文化與自身文化的諸多不同，但盡管如此，文學在兩種社會都能夠通過講述可見和不可見的世界站住腳跟，從此，富恩特斯更加堅定要憑借想象力生存下去。

1954年5月，《爵士風的美洲豹》（Panteraen jazz）發(fā)表，一場以為公寓廁所進了美洲豹、最后變身為美洲豹的奇情異想，為《戴面具的日子》奏起了序曲11月，這本短篇故事集他的第一部作品，上市了。為了趕書展，富恩特斯把自己關了一個月，最終成果除了這個九十九頁的小冊子，還有它引發(fā)的一場筆仗：從12月到次年1月，評論界沸沸揚揚，激烈討論何謂民族文學、何謂世界文學，墨西哥到底需要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還是這樣資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文學。據(jù)墨西哥詩人阿里·丘馬塞羅隨后在大學學報上進行的年度總結，墨西哥文壇為這一本書所說和所寫的，比為當年其他任何敘事文學所做的都要多。

《戴面具的日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樣的書？直觀上說，六個故事不足百頁，似乎算不上大作，但細究起來，每一個都充滿了文字和思想的活力，其中最成功也最著名的是第一篇《查克莫爾》。敘述者去海港城市為朋友收尸，在閱讀日記和回憶往事中感嘆對方發(fā)了瘋，最后回到首都朋友家的時候發(fā)現(xiàn)，從二手市場買回來的雨神石像查克莫爾果然變成了人。這個故事在情節(jié)上跟1946年科塔薩爾發(fā)表的《被占的宅子》有某些相似之處，但突出表現(xiàn)了原住民神祇形象，尤其是其對身心的控制直至死亡，向宅子的日常性注入了現(xiàn)代性，變成一道更宏觀層面的人類文明思考題。

第二篇《為麥利一辯》以政經(jīng)類記者、評論員口吻展開一個極致的文字游戲：基于生造詞Trigolibia發(fā)明一個術語系統(tǒng)，通過詞尾曲折派生出同根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等，或通過前綴調整近似、相反等意義關聯(lián)，通篇充斥著語義的夸張和邏輯的混亂；全文取消虛構（fiction）或者敘事（narrative），但又是一個明顯的政治諷喻，指向美國和蘇聯(lián)兩大強權養(yǎng)護的價值觀。

《佛蘭德花園的特拉克托卡欽》是本書的另一名篇，以六天的日記講述主人公住進一座荒廢的大宅，逐漸感受到花園屬于另一個時空，看到陌生老太太出現(xiàn)，收到她的兩份信箋，最終被關在宅子里、認出對方是墨西哥第二帝國皇后卡洛塔。這個故事有一道經(jīng)線，跟八年后的《奧拉》一起，進入日本作家上田秋成《蘆葦中的房子》和中國明代瞿佑《愛卿傳》的神話學結構；另有一條緯線，與眾多電影、話劇、小說等作品一起，如他本人1956年的短篇《玩偶》，又如2015年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費爾南多·德爾帕索1987年的《帝國軼聞》，不斷表達墨西哥民族對馬克西米連夫婦外族入侵和開明君主的悲劇認同。

《蘭花連禱》以一種巴洛克式豐富恣肆的景物描繪、不以為奇的平靜口吻，講述某人尾骨上長出一朵蘭花，在其推動下經(jīng)歷了個人和社會發(fā)展的狂熱，結果很快被隨之而來的木樁從身體內部掙裂對巴拿馬運河的離奇隱喻。

《因神之口》再次采取第一視角，心理時間綿密、外部時間跳躍，交織兩條情節(jié)線索：一方面敬畏阿茲特克神的血腥暴力，另一方面在畫展上破壞古典文明（撕掉畫中的嘴）、殺害審美觀念有差異的老友，最終被神俘虜殺死。

最后一個故事《發(fā)明火藥的人》結構最為簡單、用意也最為顯明，用夸張的設定從勺子融化重鑄，到全社會各行業(yè)的盲目消耗更新嘲諷愈演愈烈的消費主義將最終毀滅文明、使人重歸燧石取火。

三、面具之后的聲音

也許值得提醒一下，這本書標題的意思并不是某人戴面具度過的日子，而是日子本身戴著面具。有點讓人費解，是的，但應該是那時候富恩特斯對墨西哥的觀察和感受，在別處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的祖國是如此面目模糊，仿佛隱藏了不愿示人的樣子，或者秘密。

于是這里面情節(jié)性強一點的故事幾乎都以死亡和困境告終：查克莫爾控制下的主人被溺死、古宅里的臨時房客被幽閉、百無聊賴的一個普通人被蘭花附身劈開、一張嘴也讓人無處可逃。感覺略中二，我能想象他截住朋友、逼人讀完還追問怎么樣怎么樣的情景，但如果真的鉆到他眼睛里去感受這些東西，會發(fā)現(xiàn)他其實有一種發(fā)自內心的害怕，不知道怎樣去面對更古老、異質的文化及其原本蓬勃的生命力。

由此可以看出富恩特斯的身份認同：白人、資產(chǎn)階級、受過良好的西歐文化教育。這固然使他在書問世的時候被大加撻伐，但這不是問責的時候，他不能改變自己土生白人式的命運，也不能反抗已有的經(jīng)歷，重要的是，為什么他會有這樣的恐懼和擔憂？

如果我能帶著這個問題回到2010年馬德里美洲之家的講座，也許可以向富恩特斯當面提出這個問題，放到現(xiàn)在揣測，我能想到的解釋只有陌生，他對西班牙語單一語言環(huán)境的陌生，對墨西哥底層人民的陌生，對因為政治正確被保護而終究萎縮的原住民文化的陌生。但他除了記錄又能做點什么呢？似乎是無能為力的，或者可為之事不在他的人生規(guī)劃里。

反過來看，一旦回到政治經(jīng)濟話題，他立馬汪洋恣肆起來，《為麥利一辯》，多怪異的小說！通篇都是暗語，放到文學的框架里簡直無比沖擊這是給我看的？不懂……哎等等，好像……什么意思�。颗�……請大家相信，譯文讀起來莫名其妙，原文也絕對好不到哪兒去，全部是一個詞的表演，騰挪幻化、斑駁變化，相當考驗人的詞匯學或者至少語文功底；這個詞同時還是一個自限的圓圈，就這樣自我審查，就這樣不出來，反而比抨擊冷戰(zhàn)、揭露洗腦更發(fā)人深思；而歸根結底，這個詞又不存在。我想如果讓富恩特斯再學計算機語言，他還能寫出一篇全是0和1的小說來。

最后一篇，每次讀，眼前總有融化的銀錠和動畫片一樣字母飄向空中的畫面。雖然是把消費生產(chǎn)的模型提取出來做了夸張的處理，現(xiàn)實感還是讓人瞠目結舌，五十年代初的墨西哥消費主義已經(jīng)達到那個程度，還是富恩特斯真的具有這樣的穿透力？炸彈需要即時引爆嗎？我不知道，但讓各種編碼傳遞的知識灰飛煙滅呢？如果圖書音樂全部電子化，人只以搜索方式做科研，只靠聽書和別人的解讀來吸收知識，消解真的只需要咔嗒一聲。當消費成為社會最大甚至唯一的驅動力，淘寶和跑腿小哥正在極大地改變我們和下一代人的思考和行為方式，有沒有消費倫理可以有所約束，讓每一次咔嗒都能回到不那么原始的默會知識？

如此想來，戴面具的日子何止是墨西哥的50年代初，不就在中國的當下？當然，我沒有富恩特斯二十六歲時的斗志和篤定，我只是舉著他面具的另一個聲音。感謝每一位讀者的選擇和信任，出版這樣一個小薄本在當時當?shù)厥侨菀�，在此時此地卻有諸多困頓。富恩特斯（Fuentes）這個姓是一個西語詞，復數(shù)形式的源泉，我希望，對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傳閱和討論可以最終汩汩涌動起來。

于施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