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具有普遍性，這是我們作家，我們熱情的讀者，我們這些欣賞甚至珍視文字的人，至少可以告慰自己的一點。文學把我們聯(lián)系在一起，讓我們覺得，不管文化、風俗和歷史有多么不同，我們都不是互不相干的人。如果我們能通過書籍、手抄本和洞穴壁畫回溯自己的來路，或許會發(fā)現(xiàn)我們所有人都是同一個人。

當然，這只是一個甜蜜而感傷的想法。在此刻之前，在我為自己2016年的小說《最后之戰(zhàn)》作序之前，我還從未檢驗過這種模糊的文學感傷主義。文學是普遍的嗎？像這樣的一部小說能穿越時空，跨越文化，與中國讀者交流嗎？

我從未把《最后之戰(zhàn)》當作一部典型的荷蘭小說，它在其他歐洲國家的反應強化了這種看法。這本書的話題和主旨明顯是歐洲的，因為小說的主要焦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給歐洲帶來的創(chuàng)傷。但我們也無法夸大戰(zhàn)爭對歐洲大陸的影響。戰(zhàn)爭這個詞本身就是一個輕描淡寫的說法，我們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新詞來把握它的范圍：大屠殺。大屠殺期間，數(shù)百萬無辜的人被納粹、德國士兵和官僚們所殺戮。更多的人精神受到創(chuàng)傷，他們會默默地把創(chuàng)傷轉移給他們的子輩和孫輩。幸存者回到家，卻發(fā)現(xiàn)自己的家已經(jīng)被鄰居吞并。這種創(chuàng)傷與政治、心理、哲學和人道主義都相關。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有一句廣為人知的名言，他說，在奧斯維辛之后，在這座所有滅絕營中最臭名昭著的集中營之后，再也不會有人寫詩了（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根據(jù)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說法，奧斯維辛畢竟是人類良心的最后審判之地。

我們歐洲人從來沒有弄清楚如何處置這份可怕的遺產(chǎn)。繼續(xù)哀悼？保持沉默？我們應該通過創(chuàng)造莊嚴的傳奇、戰(zhàn)爭故事和戲劇文本來紀念過去嗎？斯洛文尼亞文化批評家和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觀點。他宣稱，要描述奧斯維辛，喜劇是唯一合適的文學類型。在他看來，悲劇的表現(xiàn)實際上是可憎的，因為悲劇的類型一方面取決于受害者與生俱來的尊嚴，另一方面取決于他們遭遇的意外性質(zhì)。但是在大屠殺中，受害者被剝奪了所有尊嚴，謀殺工業(yè)的高效率也剝奪了所有機會，因此再無悲劇。根據(jù)齊澤克的說法，這只會給德國人過多尊重，給恐怖和絕望太多榮譽。所以我們嘗試了一些令人震驚的幽默電影，比如《美麗人生》《無恥混蛋》，或者像提穆爾·維姆斯的書《瞧誰回來了》，或者像《南方公園》和《惡搞之家》這樣的動畫片。我們努力使自己從戰(zhàn)爭的禁忌中解脫出來我們努力過，但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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