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家一致認定，雖然欲望與道德都來自天之所生，但欲望的滿足受制于外，而道德的實現(xiàn)人能自主，故道德在價值上高于欲望。于是，當把“有命焉”理解為命對性在價值上優(yōu)先時，即當以道德解釋“有命焉”的“命”；而當把“有命焉”理解為性的完成受制于命時，即當以命運之類的外力解釋“有命焉”的“命”。兩種理解與解釋，在對欲望與道德進行價值判斷這個根本目的以及最終的評判結果上，完全一致。因此，黃宗羲固然采用的是前一種理解與解釋，但如果他采用后一種理解，便會采用后一種解釋；對于趙岐、戴震、焦循、傅斯年、徐復觀而言，反之亦然；而朱熹則可以同時采用兩種理解與解釋而并用不悖。于是，由于只能以受制于外力來解釋“命也”，所以采用前一種理解與解釋便會出現(xiàn)對兩“命”字的解釋不同的情況，采用后一種理解與解釋便會出現(xiàn)對兩“命”字的解釋相同的情況；而在這種不同與相同之間，并沒有根本的差別。
　　會通了諸家對“口之于味”章兩個“命”字的解釋的種種分歧之后，可以發(fā)現(xiàn)，“性也”“有命焉”“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不謂命也”的結構是在對人性進行重新定義。從“性”字的本義上講，人的天生之質(zhì)皆可稱為性。但其中一些如欲望，其實現(xiàn)受制于外力，而另一些如道德，其實現(xiàn)則最終由人自主。經(jīng)過“性也”“有命焉”“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不謂命也”結構的檢汰，后者被確定為人性而前者被否定。至于對人性進行重新定義的目的，則是為了在人的天生之質(zhì)中找到價值的根源，在人的自身建立起實現(xiàn)價值的內(nèi)在力量，而不是僅僅對人的天生之質(zhì)進行客觀考察。盡管周初“天命靡常”的思想將天命的得失與王的敬德與否聯(lián)系起來，使人的道德行為可以對人世最高價值的實現(xiàn)產(chǎn)生積極作用，成為了中國人文精神建構的起點，但其局限亦十分明顯。在未能打通性、命的情況下，天命于王一人的只是外在的道德律令，而作為道德的對立面和道德行為的對象，天生于人而內(nèi)在于人的性卻毫無積極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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