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跨越世紀的精神紐帶
　　一
　　錢鍾書先生終其一生，未履及蜀地。在短暫的西南聯(lián)大教學期間，也只在昆明的“冷屋”住了不足一年，然后即輾轉湖南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此后一直困居孤島上海，直到解放。
　　有李杜在，有三蘇在，有武侯祠在，有都江堰在，蜀中人物風情，想來他是十分向往的。在《徐森玉丈鴻寶間道入蜀話別》一詩中，他寫“青天上亦難”，寫“登高隔隴看”，于抒發(fā)別情、叮嚀問切中充滿了對蜀中的想象。
　　既是學生、后來又成為同事的吳庚舜曾經(jīng)問錢鍾書先生是否到四川耍（游玩）過。不知是錢鍾書先生沒有回答還是有回答而漏記，吳庚舜在懷念錢鍾書先生的文章里沒有告訴我們明確的結果。
　　著名翻譯家、歌德研究專家楊武能先生在翻譯學上得到過錢鍾書先生的指導，楊武能也一直對錢鍾書先生以師事之。20世紀80年代中期，楊武能任教于四川外語學院并主持召開“席勒與中國?中國與席勒”學術研討會，前后向錢鍾書先生去信兩封，力邀錢鍾書先生赴會，并趁機作蜀中之游，但被錢鍾書先生婉拒。
　　因緣際會，造化安排，被譽“文化昆侖”的錢鍾書未到過文化重地的蜀中，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聊可安慰的是，雖然錢鍾書沒有到過四川，但在他數(shù)十年的寫作和學術研究生涯里，卻不間斷地和四川學人有著或深或淺的文字之交。他和這些學人或書信往來，或詩文酬唱，有的有緣謀面，有的文字神交。其后或記在詩中，或錄于日記，素交清水，大有古風。
　　咳唾遺珠，豐儀想見。隨著錢鍾書和這些學人的先后故去，這些珍貴的交往歷史和掌故，已經(jīng)越來越少人知道了。探詢和發(fā)掘這數(shù)段交往歷史，除有補于蜀中文化史料外，于此一段段掌故中，也能看到老輩四川學人治學之精神風貌，其勤劬堅韌、求真務實之學范，足為后來取法。
　　1998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錢學”研究學者李洪巖先生的《錢鍾書與近代學人》，第一次比較深入地關注到錢鍾書和其父錢基博及其師友陳衍、陳寅恪、張蔭麟、吳宓、向達、許思園、朱光潛、冒效魯、盧弼等學人的交往以及在文學、哲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學術旨趣，掌故和學術探討兼顧其中，是了解錢鍾書的“朋友圈”及其學術取向的極有價值的著作。唯一遺憾的是，書中所列學人，沒有一個是四川的。
　　這便是《錢鍾書與天府學人》這本書的由來。
　　二
　　本書所列11位天府學人，按出生先后時間，分別是喬大壯、白敦仁、吳庚舜、龍必錕、楊武能、陳子謙、何開四、張隆溪、向以鮮、胡亮、庹政，從晚清、民國而至新中國，時間跨度近90年。其中，喬大壯、白敦仁、吳庚舜、陳子謙4位學人已辭世，喬大壯是唯一輩分高于錢鍾書者，故錢鍾書先生以“先生”呼之，極盡尊敬和謙恭。庹政、胡亮則屬于“70后”才俊，在11位學人中屬于少壯派。按照30年一代人，我們正好從這11位學人身上，看到老、中、青三代人很好的學問傳承。
　　除了上述11位學人外，根據(jù)我研究所及，和錢鍾書先生有或淺或深交往的尚有巴金、賀麟、何其芳、趙毅衡等前輩學人。
　　根據(jù)《鄭振鐸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1947年12月5日所記：“六時許，靳以、默存夫婦、巴金、西禾、嗣群、伯郊、哲民及辛笛相繼來，在此晚餐，談笑甚歡。十時散，即睡。”可知錢鍾書與巴金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熟識。又，1981年12月28日，陳丹晨《巴金評傳》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羅蓀寫序，錢鍾書題簽。又可知錢鍾書與巴金頗有交情。
　　巴金生于1904年，比錢鍾書略長，兩人的學問旨趣和追求不盡相同，但在上海孤島時期都創(chuàng)作過小說，并且都希望通過小說關注戰(zhàn)時知識分子的命運。學者劉青曾將巴金的《寒夜》和錢鍾書的《圍城》進行比較分析，認為“兩部作品凸現(xiàn)著戰(zhàn)時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與悲劇命運”。劉青說：“錢鍾書、巴金等作家在抗戰(zhàn)時期以他們的小說參與其時代話語的建構……作家的社會經(jīng)驗和人生經(jīng)歷的差異讓他們的寫作表現(xiàn)出不同的美學風格，《圍城》在嘲諷中寫出了知識分子的辛酸人生，是一出笑聲中的悲劇；而《寒夜》則以深厚的同情展現(xiàn)了知識分子的冷酷人生，是一本淚水中的悲劇�！保ā犊箲�(zhàn)時期知識分子寫作的話語指向——解讀錢鍾書〈圍城〉與巴金〈寒夜〉》，《名作欣賞》2007年第16期）從這個比較視角里，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在時代遭遇下共同的心境和思考，這樣的經(jīng)歷和思考重合里，一定有情感、文字和話語上的交匯，這當然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發(fā)現(xiàn)。
　　根據(jù)錢鍾書與賀麟的年譜，可查二人有多處交集。一是1930年賀麟先生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其后不久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并在清華大學兼課。1929年錢鍾書入讀清華大學，在校期間，很有可能聽過賀麟在清華大學兼講的哲學課；二是1955年，賀麟調入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工作，其時，錢鍾書已在社科院文學所工作，兩人是一個院兩個不同所的同事。1962年8月，錢鍾書搬進干面胡同15號學部宿舍，在這里一直住到1969年10月（參閱錢之俊《錢鍾書的住房變遷與文人際運》，《書屋》2013年第11期），同時住在這里的，還有賀麟、沙汀、夏鼐、戈寶權等文史哲領域的大家。錢鍾書和賀麟可謂同事的基礎上再加一層鄰居關系；三是1986年，錢鍾書和賀麟等朱光潛的生前好友，參加朱光潛遺體告別儀式。
　　但頗為意外的是，就我掌握的文獻和資料所及，沒有看到賀麟和錢鍾書有過交往——即便連文字交往也沒有發(fā)現(xiàn)。錢鍾書倒是在《管錐編》里29次提到了黑格爾，且多有批評。如開篇《論易之三名》，直接批評黑格爾無知：黑格爾嘗鄙薄吾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語能冥契道妙，舉奧伏赫變（Aufheben）為例，以相反兩意融會于一字（einunddasselbeWortzweientegengesetzte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無意蘊深富爾許者。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fā)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tài)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
　　在吳宓的日記里，有一次同時記錄到錢鍾書和賀麟：“又按錢鍾書君，功成名就，得意歡樂，而如此對宓，尤復謬托恭敬，自稱贊揚宓之優(yōu)點，使宓尤深痛憤�！�
　　吳宓日記背景是錢鍾書為溫源寧編輯的《天下》月刊寫了一篇《吳宓先生及其詩》，寫完后，錢鍾書又寄給吳宓看，吳宓在日記里記錄說：“該文內容，對宓備極譏詆，極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經(jīng)據(jù)典，自詡淵博�！�
　　吳宓將這篇文章拿給和自己關系最密切的賀麟看，賀麟評價說：“錢未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保ā秴清等沼洝�，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六冊第97頁）
　　1992年，賀麟先生去世。1998年，錢鍾書先生去世。兩人大半生在社科院有交集而無公開的文字往還，其原因值得探析。
　　倒是在他們身后，楊絳先生和賀麟的女兒卻有很多交往。根據(jù)清華大學公開的賀美英緬懷楊絳先生的文章，兩人的交往是在錢楊夫婦設計“好讀書獎”獎學金的時候，即2001年清華校慶90周年前夕，楊絳先生通過吳學昭找到校方，希望設立一個獎學金。賀美英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理事長，便主動上門和楊絳先生面商設立獎學金事宜。以“好讀書獎”為紐帶，此后十多年，兩人有了更多的接觸。
　　當然，僅憑這些材料，是難以全面觀察兩位學人的具體交往以及在哲學旨趣上的異同的，所以關于錢鍾書和賀麟兩位先生的交往，也只有留待更多第一手資料的發(fā)現(xiàn)。
　　何其芳出生于重慶萬州，彼時重慶尚屬四川，因此，我很自然地將何其芳列入“天府學人”中。但關于何其芳和錢鍾書交往的資料，主要都局限于兩人在社科院文學所共事期間。這個時期，作為文學所副所長的何其芳，在學術研究和個人生活上，都給予了錢鍾書極大的關照。如，何其芳確定錢鍾書為一級研究員，指定編選《宋詩選注》等，既可看出何其芳卓越的學術眼光和領導能力，又可看出他對錢鍾書特別的賞識。
　　這種更多是工作上的交往，使我們今天想要追索的吉光片羽消匿在瑣碎的日常里了，更多讓人追念的美好細節(jié)，可能只存在于他們彼此的記憶中，隨著他們的先后故去，這些記憶從此被永久封存。今天的我們，除了能夠懷想，還能怎樣呢？
　　四川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及符號學博士生導師趙毅衡1978年入讀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讀研究生期間，和錢鍾書先生認識，并有交往。趙毅衡本人的回憶里，有對錢鍾書的評價，為便于讀者了解，不妨轉抄如下：
　　現(xiàn)在錢鍾書先生受某些人譏議，認為他沒有思想立場。將來錢先生的全部筆記發(fā)表時，想必可以看出遠非如此。1983年，在一個場合又見到先生，說起當時剛受注意的薩伊德（EdwardSaid）《東方主義》�！八_伊德之于阿拉法特，就如馬爾羅之于戴高樂�！毕壬�亮出談鋒，讓我們一愣�！拔鞣饺藢懙綎|方，說壞話，是‘東方主義’；說好話，也是‘東方主義’�！闭f完，當然是莫測高深的錢式微笑。
　　錢先生片語，對我實如醍醐灌頂，廓清重霧。我知道先生能如此直點命穴，不僅是對國際文化政治的超人敏感，他的碩士論文《英國十七十八世紀文學中的中國》，至今是這個領域中的典范之作。不過薩伊德也是從作品出發(fā)，從埃斯庫盧斯（Aeschylus）一直仔細讀到普魯斯特（MarcelProust），此書成為當代批評理論里程碑式經(jīng)典，并非浪得虛名。
　　從趙的文章里，看得出他對錢鍾書學問文章的折服。我本以為有同在成都工作生活之便，能在這篇文章之外，訪談出趙與錢鍾書先生交往的更多掌故，未料我的約訪未得到趙先生的同意，最終只好付之闕如。
　　此外，《槐聚詩存》里還收錄有一首錢鍾書先生寫于1975年的七絕。這首詩的詩題很長——“西蜀江君駿卿不知自何處收得余二十二歲所作英文文稿，藏之三十年，寄燕謀轉致并索賦詩以志�！边@個詩題里當然也留下了一個線索：“西蜀江君駿卿”究為何人，和錢鍾書先生是否有過交往？我檢索了學者柴立中對錢詩注的注釋，但很遺憾地發(fā)現(xiàn)，他對“西蜀江君駿卿”究為何人也失考。我雖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考，但最后徒勞無功，也只好留待有志和有緣者在將來填此空白。
　　三
　　錢鍾書和天府學人的交往，主要所憑借的是他們的往來書信。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十多年間，錢鍾書相當多的時間忙于各種應酬。學者錢之俊曾在《晚年錢鍾書為何沒有大作品》一文里對此作過詳細考證分析。他認為，回復各種書信占據(jù)了錢鍾書大量的時間，以至于很多計劃中的寫作最后不得不擱置。1994年以后，錢鍾書纏綿病榻，直到1998年去世，再無寫作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但錢鍾書大量寫于那一時期的信件，又為今天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板X學”研究中最值得期待的學術資料，除了已經(jīng)公開出版的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外，就是散落民間的各種書信了。錢鍾書與楊絳兩位先生相繼辭世后，有關他們和外界的通信漸漸有了少量公開，這對研究錢鍾書及楊絳先生的生平和思想無疑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我在研究和寫作“天府學人”系列作品時，也特別注意對這些信件的收集和引用。但私人通信受法律保護，錢鍾書先生和幾位天府學人的大量私人通信，在我持續(xù)兩年多的努力中，仍然難有機緣親炙，因第一手資料的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書的影響力。
　　那么，《錢鍾書與天府學人》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呢？在成都文學院第九屆簽約作品的申報材料以及后來的專家評審意見里，這本書被歸類于“散文隨筆集”，這是大的文學類型；但從讀者具體的閱讀取向來看，我認為它更像一本名人掌故集。因此，我本人對本書的定位，是“可作掌故看也”。
　　即便如此，也有人會質疑這些已經(jīng)公開的信件的價值。曾經(jīng)有人認真研究過這些信件，認為錢鍾書的回信，雅則雅也，但內容重復、格式統(tǒng)一，幾乎換一個抬頭即可以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信中，錢鍾書對當事人皆有溢美之詞，這些溢美之詞，是錢鍾書先生慣用的客套話，當事人不必當真，局外人也不必引以為羨，論者更不足用以評騭當事人的學問水平和能力。
　　對這個問題，我是這么理解的：第一，從總量上來看，錢鍾書先生和外界的通信并不多，大多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目前已經(jīng)公開的更有限，從研究其生平和學術思想的需要來看，這些書信是極有價值的。因此，從研究需要出發(fā)，這些信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第二，這些通信，大多限于學術圈，可見得出錢鍾書先生本人在回信選擇上的旨趣和純粹性；第三，從已公開的信件來看，和他通信的人，后來在某個領域都有一定建樹，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錢鍾書先生當年的這些溢美之詞，當事人確乎是當?shù)闷鸬�；第四，也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這些通信，除了基礎性質的聯(lián)絡感情之外，還有學人之間討論學術、爭辯問題等內容，這些討論和爭辯，很有可能是補遺性質的。所以，我對可能有的“以通信作為此種掌故鉤沉的主要工具”的批評早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并虛心地等待和接納讀者朋友們提供除了書信之外的更多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在沒有更多的第一手資料被采信以前，這些書信的研究價值當然無可置疑。
　　四
　　近代史家蒙文通先生在《議蜀學》里說：夫伊洛當?shù)绬蕦W絕之后，猶能明洙泗之道，紹孟學之流，以詔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雜漫之學以與朔洛并驅。自顧以迄于今，其道已弊。吳越巨儒，復已悔其大失，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xiāng)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是則承學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擇者也。
　　蒙文通先生以其史家巨眼看到蜀學“其道已弊”的現(xiàn)狀，希望蜀中有學之士闡其鄉(xiāng)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上В�這個振聾發(fā)聵的呼喊在當時并未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蜀人更是大多只問經(jīng)濟，少問“蜀學”。
　　作為蜀人，我有責任在研究“錢學”的同時，帶著重光“蜀學”的使命，這當然也是我定下“錢鍾書與天府學人”而不是“錢鍾書與湖湘學人”這個選題的主要原因。將“錢學”及其錢鍾書治學精神和“蜀學”以及蜀人治學精神相勾連，正是這本著作另一個微弱的意圖。
　　如果這種選題思路以及這種勾連方法被證明有價值，我相信也存在“錢鍾書與湖湘學人”這一個選題研究的可能。
　　11位天府學人，各有成就，且各有讓人可感可佩的治學精神。
　　喬大壯先生專于篆刻和詞學，是民國晚近以來最有影響力的篆刻大家和“一代詞壇飛將”。他的英年自沉，使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失去了很多被重估價值的機會。在這一段掌故的鉤沉里，我們既可以看到作為民國先生典型代表的傳奇，更能夠從中掘發(fā)作為一代學人愛國愛民的風骨。
　　白敦仁先生專于宋代文學，尤其是對陳與義的研究，可謂精一深湛，有填補文學史空白的價值。從這一段掌故里，我們可以看到兩位先生評騭先賢的態(tài)度和眼光，以及追求真理的勇氣。當然，作為宋代文學研究者，白敦仁先生在今天的研究難度是很大的，由此我們更能發(fā)現(xiàn)他的研究不拘于書齋，注重田野調查的可貴。另外，還有一點必須提及，就是他在晚年自費整理并出版先師龐石帚著作的義舉，在尊師重教之風淡然的當下，具有特別的示范意義，其學生風義，讓人敬佩。
　　吳庚舜先生有機會受錢鍾書先生指導，在唐代文學尤其是唐詩研究領域用功最勤，用心最細，也因此成果豐碩，影響深巨。其通讀《全唐詩》六七遍的壯舉，即受錢鍾書先生的影響。兩代學人的治學精神核心，都是“熟悉研究對象”，后者的實踐是對前者精神的很好傳承。這個治學精神，放在今天，也仍然適用。
　　龍必錕先生以新聞人身份而業(yè)余專攻《文心雕龍》，積數(shù)十年心血而成《文心雕龍全譯》，為之眼盲而初心不改。更為難得的是，寧肯自費出版《龍學與新聞》，也要將自己大部分的稿費和版權收入用于捐助貧困學生和洪災受困群眾，此種精神，正是學術轉化為現(xiàn)實關懷的價值所在。
　　楊武能先生專于德國文學，是國內有影響的“歌德專家”，他在翻譯領域的成就，既受業(yè)師馮至先生的直接指導，也得到了錢鍾書先生的間接關懷。作為一門學問體系的翻譯學家，楊武能先生有機會親炙錢鍾書先生的翻譯理論和思想，并從中受益，這是“蜀學”吸取外來營養(yǎng)的最好范例。
　　陳子謙先生和何開四先生都是第一代“錢學”研究生，都有重要的“錢學”理論專著傳世并至今被學界引用。雖然陳子謙先生英年早逝，但其治學精神仍值得后來人學習；何開四先生對“錢學”體系的深刻理解和學以致用，尤能開人心智，為之借鑒。學以致用，這當然也是今天我們要弘揚“蜀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張隆溪先生作為成都走出去的世界級華裔學術大師之一，從20世紀80年代有緣親炙“錢學”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近年的講學主題，無論是“比較文學”還是“闡釋學與跨文化研究”，都緊緊圍繞“錢學”這個中心，可謂最得“錢學”真昧，我稱其為錢鍾書先生的衣缽傳人，應該是很準確的�！笆駥W”走出四川，打通中西，當然需要張隆溪這樣的學力和眼界。
　　向以鮮教授作為四川較有影響力的詩人、學者，在多年學術研究中一直以“錢學”作為指導，得“錢學”嘉惠良多，他對《宋詩選注》的選學及宋代文學的研究，最能顯示“錢學”在當代的影響和價值。
　　庹政和胡亮先生作為“70后”，在11位學人中是一個另類。他們代表著天府學人中的青壯繼承者，前者以“新官場小說”成名，后者以獨到而深刻的當代詩評，向錢鍾書和上述學人及其治學精神致敬。由此，我們得以由錢鍾書而至白敦仁，由白敦仁而至張隆溪，由張隆溪而至胡亮，完成一條跨越世紀的“蜀學”及其蜀人治學精神的完整的精神紐帶。
　　五
　　這本著作的完成，要特別感謝以下這些親人、同事和朋友：
　　感謝我的家人，能容忍我不問庖廚，專事研究和寫作；
　　感謝成都商報社和四川省記協(xié)的領導，盡量減輕我繁雜的行政后勤事務，能讓我抽出時間完成我的業(yè)余事業(yè)；
　　感謝白與群、陳曼珞等學人的家屬以及張國文、趙萃、康延芳等朋友，給我提供資料，或者提供相關信息；
　　感謝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厚愛，尤其是責任編輯石云老師的支持和為之付出的心血；
　　尤其要感謝的是，成都文學院的評委，能在海量的優(yōu)秀散文作品里，發(fā)現(xiàn)和肯定我這個小眾的散文作品集的價值，并推薦給成都文學院，使我成為成都文學院的簽約作家，使這本著作最終以成都文學院第九屆簽約作品的形式和讀者見面。
　　這本書中的上編和下編中的主要作品，此前已在《中華讀書報》《書屋》《文史雜志》《天府文化》等報刊上發(fā)表。此次集結出版，我重新作了補充和修訂。其中，《龍必錕：從〈管錐編〉到〈文心雕龍〉》《胡亮：從〈談藝錄〉到〈窺豹錄〉》《庹政：從〈圍城〉到〈百合心〉》三篇，此前沒有見諸報刊，系此次集結出版時，最新補定的內容。作為一個特殊的補充，三位學人盡管沒有和錢鍾書先生有過直接交往，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和學問方法，仍然得惠于錢鍾書先生不少，這也是我認為學術代際傳承的重要價值所在。
　　這是我關于“錢學”研究的第二本著作。兩年前，我曾經(jīng)發(fā)愿，再用十年時間，寫一本對當下有價值的、有承前啟后作用的“錢學”研究學術著作。本書當然不算，兩年草成，想來問題不少，敬請讀者諒解。
　　好在未來可期，寫完這本書的最后一個字，我就做好了再次出發(fā)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