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過各位專家學者四年多的努力，這套“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終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問世了。編著這套叢書，在于對1949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發(fā)展史，從各個不同的側面進行回顧和研究，總結經(jīng)驗教訓，為當下及今后文學批評的發(fā)展提供借鑒，推動中國文學藝術走上高峰之路。
　　70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從體系構建到自主創(chuàng)新，經(jīng)歷了曲折而輝煌的不平凡發(fā)展歷程。從中國文學批評發(fā)展的主流看，我們似乎可以概括為“新開端、新變化、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這樣一些時段，并對這些時段分別進行分析研究。我們也可以確定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各種文學體裁，分述針對這些文學體裁進行文學批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把文學與藝術交叉形成的一些新藝術門類考慮進來，考察文學批評活動是如何進入這些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之中的。文學批評研究是一個理論群，涉及批評對象、批評方法、批評者身份、批評目的等，包含十分豐富的內容。我們編寫這套叢書，就是要積極面對這種復雜性，以更為寬闊的視野，盡可能收納更多內容，期待對70年中國文學批評做比較全面的評述和總結。
　　相比理論著作的撰寫，歷史著作的寫作有很大不同。歷史著作要展現(xiàn)一個過程，歸納出一些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而理論著作要通過邏輯推理的展開，闡明一些道理或原則。寫70年的文學批評史，就是要將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上出現(xiàn)的觀念、思潮、理論，放回歷史語境之中來考察，再從中看到歷史是如何演進過來的。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出現(xiàn)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同時也出現(xiàn)了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要求。當時，文化建設是以對舊文化進行批判為背景進行的，因此，理論的指導特別重要。以革命的理論為指導，通過文藝批評，改造舊文藝，建立新文藝，是當時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
　　在這一大背景之下，當時的文學理論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及其他領導人的著作和講話提出的文學思想、方針和政策為主體形成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當時中國革命根據(jù)地文藝實踐相結合的產(chǎn)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權，面臨著比革命戰(zhàn)爭時期更為復雜的情況，面臨著讓新的文藝思想占領文藝批評領域，以及在大學課堂里講授新的文學理論的任務�；�于這一需要，我們在當時引進了許多蘇聯(lián)的文學理論，包括蘇聯(lián)的文論教材體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理論和批評建設的熱潮，當時所倡導的文藝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使文藝批評的理論和實踐建設都有了長足的發(fā)展。50年代的文藝爭鳴，以及當時出現(xiàn)的一些關于“現(xiàn)實主義”的批評觀念，都是極其寶貴的。但是，這些積極探索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遭到錯誤的批判。改革開放后，文藝批評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對新時期文藝的繁榮發(fā)展起到了推動和引領的作用。在此后的一些年，隨著國外一些文學批評理論的引入，中國的文學批評又有了新的變化。一方面，引進國外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給中國的文藝理論批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出現(xiàn)了用國外理論剪裁中國文藝，使之成為西方理論注腳的現(xiàn)象。一些引進的理論不僅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進行有效的文藝評論，反而扭曲中國的文藝，或者將文藝現(xiàn)象抽離，成為理論的空轉。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文藝本身，構建立足于本土經(jīng)驗的文藝批評理論，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今天，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之上，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感慨、感嘆、感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所感悟。中國人講“以史為鑒”，歷史要成為當下的“資治通鑒”。研究歷史，要照亮當下，指引未來。努力創(chuàng)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應該是我們今天的中心任務。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要堅持實踐性。理論要與實踐結合，特別是與批評結合，文學理論要指導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要在文學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由此更進一步，要發(fā)展批評的理論。這種批評的理論，不是實用批評手冊，而是關于批評的深層理論思考。這種批評的理論，也不尋求在各種文學體裁和各門藝術中普遍適用，而是在研究它們各自的特殊性的基礎上，尋求其相通性。從實踐中來，形成理論之后，再回到實踐中接受檢驗。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要本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吸收一切對我們有用的理論資源。但是，這絕不是照搬照抄、簡單套用。我們曾經(jīng)用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來闡釋當代的文藝實踐，從歷史上看，這樣做在當時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黑格爾說，凡是現(xiàn)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上述做法曾有其特定歷史語境下的合理性。但是，黑格爾還說，一切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應當實現(xiàn)出來的。古代文論不能完全符合當代中國的文藝實際，西方文論更不能很好地符合當代中國的實際。我們必須在吸取多方資源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實際，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用新時代的新理論，闡釋和指導當代中國的文藝實踐，包括中國文藝批評實踐。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理論建設的努力一脈相承的。這也是我們編輯這套“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初衷。馮友蘭先生在談到哲學史時，曾區(qū)分了“照著講”和“接著講”。對于歷史事實，對于歷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思想，我們要“照著講”，不要講錯了，歪曲了前人的思想。但僅僅是“照著講”還不行，照著講完了，還需要“接著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要面對新情況、進行新總結、講出新話來。反過來看，“接著講”與“照著講”也是一種承續(xù)關系。歷史不能隔斷，只有反思歷史，才能展望未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作品”，這對文學批評提出了新的要求，確立了新的標準。我們要守正創(chuàng)新、不離大道，在新的時代，創(chuàng)新發(fā)展文學批評理論，助力中國文藝走向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