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論文是從我過去一年所講“鄉(xiāng)村社會學”的課程中所整理出來的一部分。我這門課程已講過好幾遍，最初我采用美國的教本作參考，覺得不很愜意，又曾用我自己調查的材料講，而那時我正注意中國鄉(xiāng)村經濟一方面的問題，學生們雖覺得有興趣，但是在鄉(xiāng)村社會學中講經濟問題未免太偏，而且同時學校有土地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制度等課程，未免重復太多。過去一年我決定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fā)揮。初次試驗離開成熟之境還遠，但這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企圖。

以我個人在社會學門內的工作說，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實地的社區(qū)研究。我離開清華大學研究院之后就選擇了這方面。二十四年（1935）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廣西瑤山去研究當?shù)噩幟竦纳�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不幸，前妻未獲生回，我亦負傷，一直在廣州醫(yī)院度過了春天才北返。在養(yǎng)病期間，我整理了前妻的遺稿，寫成了《花藍瑤社會組織》。二十五年（1936）夏天我到自己家鄉(xiāng)調查了一個村子，秋天到英國，整理材料，在老師Malinowski教授指導之下，寫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在二十七年（1938）返國前付印，二十八年（1939）出版。返國時抗戰(zhàn)已進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從安南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資助，在云南開始實地研究工作，寫出了一本《祿村農田》。后來得到農民銀行的資助，成立了一個小規(guī)模的研究室，附設于云南大學，系云大和燕京大學合作機關。我那時的工作是幫忙年輕朋友們一起下鄉(xiāng)調查，而且因為昆明轟炸頻繁，所以在二十九年（1940）冬遷到呈貢古城村的魁星閣。這個研究室從此得到了“魁閣”這個綽號。我們進行的工作有好幾個計劃，前后參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結果的是：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yè)》《玉村農業(yè)和商業(yè)》《洱村小農經濟》；史國衡先生的《昆廠勞工》《個舊礦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鎮(zhèn)的基層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邊民的擺》《內地女工》；胡慶鈞先生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其中有若干業(yè)已出版。我是魁閣的總助手，幫著大家討論和寫作，甚至抄鋼筆板和油印。三十二年（1943）我到美國去了一年，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yè)》和《玉村農業(yè)和商業(yè)》改寫成英文，成為Earthbound China一書，《昆廠勞工》改寫成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1944）回國，我一方面依舊繼續(xù)做魁閣的研究工作，同時在云大和聯(lián)大兼課，開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會結構的分析，偏于通論性質，在理論上總結并開導實地研究。《生育制度》是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這本《鄉(xiāng)土中國》可以說是第二本。我在這兩期的研究工作中雖則各有偏重，但在性質上是連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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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會學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嘗試，而這《鄉(xiāng)土中國》卻是屬于社區(qū)分析第二步的比較研究的范圍。在比較研究中，先得確立若干可以比較的類型，也就是依不同結構的原則分別確定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我曾根據(jù)Mead女士的The American Character一書寫成一本《美國人的性格》，并在該書的后記里討論過所謂文化格式的意思。在這里我不再復述了。這兩本書可以合著看，因為我在這書里是以中國的事實來說明鄉(xiāng)土社會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據(jù)美國的事實說明移民社會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

我已經很久想整理這些在“鄉(xiāng)村社會學”課上所講的材料，但是總覺得還沒有成熟，所以遲遲不敢下筆。去年暑假里，張純明先生約我為《世紀評論》長期撰稿，盛情難卻，才決定在這學期中，隨講隨寫，隨寫隨寄，隨寄隨發(fā)表，一共已有十幾篇。儲安平先生約我在“觀察叢書”里加入一份，才決定重新編了一下，有好幾篇重寫了，又大體上修正了一遍。不是他們的督促和鼓勵，我是不會寫出這本書的，但也是因為他們限期限日地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發(fā)表，其中有很多地方是還值得推考。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

三十七年（1948）二月十四日于清華勝因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