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1] 回國后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里初期的洶涌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么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一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一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愿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愣生生的絲毫沒有把握。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說也奇怪，一方面雖則明知這些偶爾寫下的詩句，盡是些“破破爛爛”的，萬談不到什么久長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總覺得寫得成詩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證明一點性靈還在那里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我這次印行這第三集詩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些聲響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