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期，十四五歲的我喜讀魯迅作品，尤鐘情于魯迅雜文。那時家中有毛邊本《墳》、《熱風》、《華蓋集》、《準風月談》、《二心集》、《三閑集》、《且介亭雜文》等，常常隨攜閱覽，竟至如醉如癡。大約在1957年春天，鄰居關先生（一位中專語文老師，無子女）一次見我這個初三學生在讀《準風月談》，他觀賞書本后嘆曰：“難得，是毛邊本！”隨即又問：“這書名是何意思？”我一時語塞，關先生說，當年雜志編輯怕惹事，要作者“多談風月，莫講國是”，魯迅以“準風月談”名書，乃譏刺當年的文化專制。此后，關先生下班、我放學回家，一大一小的兩人常在院子里指天劃地，議論滔滔。記得關先生說，魯迅的隨筆達到中國文學的一個極致，其對時弊的針砭，有些至今猶感真切。又說，魯迅希望自己批評時弊的雜文“速朽”，但時弊難除，魯迅雜文因而“不朽”。關先生的話，我似懂非懂，但也仿佛領略到一點魯迅雜文的奧妙。以后，每讀魯迅書，總想起關先生高大的身軀、慈祥的面容和興致勃勃的宏議，連帶悟到：貌似輕松的隨筆，也往往藏有機鋒，介入生活的力度并不下于鴻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