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奧斯維辛之后，甚至寫首詩，也是野蠻的。

西奧多·阿多諾

評論者們曾紛紛打趣阿多諾這句名言。阿多諾后來做出修正，長久的痛苦當然有獲得表達的權利，就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所以，說奧斯維辛之后不能寫詩或許錯了。將詩歌比作受刑者的哀號，雖說得通，但至少有點奇怪，例如，按照這種說法，我們就很難恰如其分地欣賞保羅·策蘭作為大屠殺幸存者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的復雜性。阿多諾并沒有說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他說的是，甚至寫首詩（noch ein Gedicht），也是野蠻的�；蛟S，阿多諾的措辭可以解讀為奧斯維辛之后，甚至再多寫一首詩，也是野蠻的。野蠻之處在于，現(xiàn)在寫詩面對的是讓人愜意的白紙或電腦屏，人們或冷靜或激憤地坐著寫詩說得更確切些，寫些或長或短的詩性文字。阿多諾意在強調寫作的具體動作，筆在紙上涂涂，手指敲敲鍵盤，詩歌就寫出來了。奧斯維辛之后，這么做是野蠻的。

除此之外，阿多諾可能還指奧斯維辛之后，每個人都應盡力確保類似悲劇不會再次發(fā)生；倘若不然，就是野蠻。寫詩無濟于事。恐怖陰慘的年月里，我們無暇審美，無暇超然于政治之外。繼奧斯維辛之后的這些年月里，原本不可能之事也成為可能。奧斯維辛是歷史的轉折點。正是在那時，歐洲的德語區(qū)以更為高效的官僚組織和技術手段對六百萬猶太人實施了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而這個地區(qū)原本孕育了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貢獻了貝多芬、康德、黑格爾、耶拿學派，更不用提馬克思、里爾克、托馬斯·曼、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卡夫卡這些偉人。

阿多諾此言的語境是我們所了解并稱作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這種意識形態(tài)認為詩歌作為語言藝術的最高形式，主要與黑格爾的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即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sensible shining forth of the idea）相關。此處黑格爾的理念也是海德格爾的存在（Sein，Being）所表達的內容。海德格爾認為詩歌彰顯超驗的存在，揭示大寫的存在，他始終對希臘語中的真理（aletheia）一詞保持的關注即說明了這一點。從該詞的詞源結構著手，詞根lethe前加上否定性的前綴a，海德格爾認為該詞喚回了被遺忘的存在。詩歌對海德格爾而言，能夠去蔽，能夠揭示并追溯被遺忘的存在。還有一種可能，阿多諾此處將詩歌看作主觀情感的表達，又或許他將詩歌視為精致美麗卻內部封閉的物件兒，僅由語言構筑起它的有機統(tǒng)一。正如文學傳統(tǒng)中常見的兩大隱喻所形容的那樣，詩歌常被比擬為花或精妙的人體。

馬拉美的《詩的危機》（Crise de vers）中有一名句，以馬拉美慣有的風格表達了類似看法。不同于平鋪直敘，該句采用了詩意的言說方式：我說：一朵花！我的聲音便讓花的外形被遺忘，除此之外，某種異于一切花萼的東西，一種美妙的理念本身，便音樂般地響起，那是在所有花束中都無法覓得的東西。然而，阿多諾暗示，上述三種美學意識形態(tài)的表述都不足以說明寫詩會在奧斯維辛之后的生活中發(fā)揮積極作用。詩歌并不會帶來社會政治領域內某些真實的改變，比如，確保奧斯維辛不再發(fā)生，而后者才是我們應當關注的。我們無暇旁顧。

阿多諾措辭中的野蠻（barbaric）也值得注意。為什么他單單選用該詞，而不是其他表達，比如說，不道德的（immoral）或者不負責任的（irresponsible）？野蠻人處于文明社會界線之外。學界認為，希臘人稱非希臘人為野蠻人是因為這些人的語言在希臘人聽來就像在說巴、巴、巴、巴，盡是些無意義的聲音，不是好的語言。同樣，阿多諾認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詩歌是無意義的音節(jié)，滿是喧囂，就像沒有所指的巴、巴、巴、巴，于現(xiàn)實無益。巴、巴、巴、巴這樣的聲音，就像人類在建造巴別塔時，語言被耶和華攪亂后變成喋喋不休的蠢話， 而野蠻的巴、巴聲中的胡言亂語，讓每個人都無法理解自己的同胞。

阿多諾這句著名的格言，出自其《文化批評與社會》（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的倒數(shù)第四句，該文微言奧義，三言兩語無法將其重置回該文語境，更不用說輯有此文的《棱鏡》（Prisms）一書，乃至阿多諾著作的整個語境。我無意梳理，但有一點應當言明：有點出人意料的是，阿多諾這句名言出現(xiàn)的語境，并非指當時寫詩是野蠻的，而是指當時堅持文化批評已無可能，因為整個社會都空洞墮落，文化批評頃刻間就與它要批判的對象形成共謀，反被其掌控對象所拉攏。阿多諾說：傳統(tǒng)的超越性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過時了。奧斯維辛之后的艱難歲月不可能再有那樣的批判。阿多諾此文與當下西方社會和文化的學術研究有著驚人的相關性。甚至對與該文迥異的本書而言，也是如此，盡管本書也致力于修辭閱讀和文化批評。然而，我還得稍作停留，討論一下阿多諾的名言在該文中的直接語境：

即使是最極端的末日意識也有淪為無關痛癢的嘮叨的危險。文化批評發(fā)現(xiàn)自身處于野蠻和文化的辯證法的最后階段。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而這甚至阻撓我們知曉為何現(xiàn)在已經不可能寫詩。絕對的物化，本以知性進步為其要素之一，目前卻正準備完全吞噬我們整個心智。如果批判性思考局限于自我滿足的冥思苦想，它將無法應對這樣的挑戰(zhàn)。（34）

盡管沒有明說，但阿多諾有可能用寫詩指代通常意義上的文學創(chuàng)作，比如小說、戲劇等虛構性作品。我們文化語境中的文學，即使沿用真實的地名，甚至想象性地呈現(xiàn)歷史名人，它對文字的運用也奇特地無涉現(xiàn)實。

自阿多諾宣告他嚴厲禁止寫詩以來，許多作家，包括保羅·策蘭和伊姆雷·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在內的許多大屠殺幸存者，都無視阿多諾的禁令。他們要么寫詩，要么創(chuàng)作其他文類的作品。假設那樣的創(chuàng)作行為尚且可疑，那么花時間去分析那些文學作品得有多值得懷疑即使那些作品屬于所謂的大屠殺文學？不過，這卻是我在本書中要做的事。

我有什么理由這么做呢？阿多諾的禁令有什么不合理之處呢？答案就是他沒有意識到文學是見證奧斯維辛的有力方式，無論那份證言可能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文學本身成為見證，特別能夠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些逝去的超過六百萬的生命，并由此指引我們從記憶走向行動。以文學的方式作證，迥異于親耳聆聽受難者的哀號，而阿多諾在回想之后亦承認奧斯維辛之后的詩歌可以表現(xiàn)后者。再者，盡管策蘭有名句說沒人能為見證者作證，但我的解讀能見證我對這些特定作品的感受，從而有可能指向雅克·德里達意義上的將到來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正如大屠殺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納粹的種族滅絕行為的獨特性至少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寫道：我相信大屠殺事件是人類歷史上的轉折點是已有的種族滅絕事件中最極端的情況。如下兩個因素把它和其他大屠殺區(qū)分開來：一是滅絕意圖的深度和廣度也就是說，納粹帝國版圖所及之處，以殺光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內的所有猶太人為目標；二是運用的手段確切地說，就是調配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行政資源和西方科學文化的技術力量。

雖然我同意奧斯維辛在上述兩方面是獨特的，而且?guī)缀跏菬o從想象的獨特（完全的獨特性抵制歸化，因而拒棄理性理解或想象），但關于奧斯維辛的文學作品仍然可以得到某些表現(xiàn)類似事件的文學作品的呼應。請記住，類似事件不是相同事件，而是具有某些相似之處的事件的并置，這有助于理解類比的雙方。本書構筑了一個本雅明式的星叢，融貫匯集了異質多樣的內容：（1） 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反思奧斯維辛之后的共同體情形，稱之為共同體的焚毀；（2） 弗蘭茨·卡夫卡的三部預示奧斯維辛的小說；（3） 與大屠殺有著或多或少聯(lián)系的四位作家托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伊恩·麥克尤恩、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伊姆雷·凱爾泰斯分別創(chuàng)作的四部關于大屠殺的小說，《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黑犬》（Black Dogs）、《鼠族》（Maus）和《無命運的人生》（Fatelessness）；（4） 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的小說《寵兒》（Beloved），這部偉大的小說緊扣美國歷史特點奴隸制及身為奴隸后代的上百萬非裔美國人，對奧斯維辛做出了最為強有力的回應（所以本書的副標題是奧斯維辛前后的小說）；（5） 德國及其鄰國數(shù)年間發(fā)生的導致納粹上臺的變化與美國近來行動所導致的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這兩者間的相似之處讓人毛骨悚然，后者包括占領伊拉克，導致六十萬甚至更多（據(jù)說目前超過一百萬）的伊拉克人喪命，六百萬人流離失所，而國內外姑息酷刑拷問，縱容非法監(jiān)聽，諸如人身保護等公民自由權受到侵犯。美國監(jiān)獄關押的人口比例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發(fā)達工業(yè)國家。關塔那摩（Guantánamo）監(jiān)獄不是奧斯維辛，但也并非與納粹工作營截然不同�，F(xiàn)代民族國家的行政資源和西方科學文化的技術力量確實促成了我們的危局，它們自奧斯維辛以來就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和發(fā)展。巴拉克·奧巴馬總統(tǒng)正盡力扭轉這一滑向法西斯的趨勢，但對民主理想的破壞已經深入民族文化內部，難以根除。即使我們的軍隊正從伊拉克撤出，阿富汗戰(zhàn)爭的局勢還是升級了。

沒有解讀完全不偏不倚、純粹客觀，它們都帶有某些問題導向。如果討論20世紀共同體的焚毀的意義構成了我的一個關注焦點，那么我的另一個關注焦點就是如何理解我所討論的小說具有作證的意義。我也會不斷回到言語行為對處于焚毀之中的共同體的作用這個問題上來。最后，我還不斷地思考：大屠殺的歷史記錄（包括其中的虛構成分）經常會展現(xiàn)一個主題，即想象、理解，甚至連記住奧斯維辛都并非易事；而我所討論的小說，從卡夫卡經凱爾泰斯至莫里森的作品，卻都讓人氣惱地決然拒斥對這些苦難做出清晰明確的闡釋，這兩者間存在何種共性？

大屠殺文學，雖尚存爭議，但涵蓋范圍極廣：歷史記載、心理分析研究、回憶錄、錄制的證詞、電影、詩歌、幸存者創(chuàng)作的小說、非集中營親歷者創(chuàng)作的小說，以及評論這些詩歌、小說的書籍，它們試圖從某個特定視角觀照整個大屠殺文學。這個主題至關重要，卻也困難異常，常引發(fā)意見爭鋒、觀點激撞。羅伯特·伊格爾斯通（Robert Eaglestone）在其出色的《大屠殺和后現(xiàn)代》（The Holocaust and the Postmodern）一書中，廣泛地評價了這一主題的文學，力圖表明大屠殺對所謂的后現(xiàn)代具有決定性影響。例如，書中有幾章將伊曼紐爾·列維納斯及德里達的作品與大屠殺聯(lián)系起來，讓人嘆服，還有一章討論大屠殺幸存者創(chuàng)作的小說，不過其中凱爾泰斯只被略微提及，其作品《無命運的人生》更是浮光一現(xiàn)。

本書與伊格爾斯通關注的焦點不同。我試圖將幾部明顯指涉大屠殺的小說與其他奧斯維辛前后創(chuàng)作的作品聯(lián)系起來，在近來研究大屠殺對構建共同體的影響的理論視野中，探究上述作品的共性。我認為卡夫卡的作品預示了奧斯維辛，凱爾泰斯的《無命運的人生》回應了卡夫卡，而莫里森的后奧斯維辛小說《寵兒》具有卡夫卡小說的特征。在我所言及的作證的意義上，盡可能地細讀這幾部小說，這是我首要的關注點。前文中，我曾提及要探尋五個異質方面的共同之處，要使這樣的類比得以成立、產生共鳴，必須對其中每一方面都做具體而微的細讀，注意引用分析，并參照其他同樣經過仔細推敲的文本。

本書中的不同章節(jié)間或提及我之所以選擇這些作品進行討論的社會環(huán)境，但該書不是備忘錄，雖然它確實展現(xiàn)了我作品中的重要轉向。這個轉向當然源自個人職業(yè)發(fā)展歷程，正如此書在獻給雅各布·盧特（Jakob Lothe）以及致謝其他人時所表明的那樣。我近著中的轉向包括對共同體問題產生興趣、多年后重讀卡夫卡、試圖面對大屠殺及大屠殺文學，并經由莫里森的《寵兒》，面對美國的奴隸制歷史。這樣的面對實屬不易，很可能完全不可能�，F(xiàn)在每當飛過辛辛那提機場，橫跨肯塔基州的俄亥俄河時，我會想到這條河在并不遙遠的過去，曾構成一條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線。此種重現(xiàn)記憶（借用莫里森的表述）讓我再次想起《寵兒》中這條河的作用，想起我自己經由弗吉尼亞祖先也與奴隸制有了聯(lián)系。另一個相關的個人聯(lián)系是近來參觀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在第六章有更為仔細的描述。本書探討的所有內容，于我而言都亟待個人關注，而不僅僅是客觀的學術分析對象。近來美國不時出現(xiàn)的紛亂跡象引人思慮：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jiān)獄，關塔那摩監(jiān)獄，以非常規(guī)方式將俘虜引渡到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監(jiān)獄，還有對美國公民實施非法監(jiān)視，等等。甚至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tǒng)的任期內，這些做法仍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不以史為鑒，注定要重蹈覆轍，這仍是一如既往的真理。本書所討論的作品即是對歷史的研讀。

我查閱的若干照片，最初均從網(wǎng)絡獲得。通過谷歌，鼠標點擊數(shù)下，就可獲得許多照片集錦：有卡夫卡及其家庭的大量照片；有關于奧斯維辛的照片，其中包括最近發(fā)現(xiàn)的卡爾·赫克爾（Karl Hoecker）相冊樣照；有記錄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系列影像資料他們乘火車抵達，通過遴選（Selektion），直至步入毒氣室之前的最后幾分鐘，仍茫然不知死神逼近；有大量反映美國私刑的照片，許多最初以明信片的形式傳播；還有阿布格萊布監(jiān)獄的虐囚照片。這些照片都是作證的一種形式。我們也可以認為它們或許體現(xiàn)了莫里森的《寵兒》中塞絲的宣告：沒有什么會死去，一旦發(fā)生了什么，就將永遠持續(xù)�？ǚ蚩ǖ纳�活、奧斯維辛、美國的私刑和阿布格萊布，通過這些存于網(wǎng)絡空間的照片，不斷重現(xiàn)，一次又一次，永無止境，個人電腦只要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就可回溯。受現(xiàn)實所限，本書無法收入所有相關照片，但書中附上了對我思考和寫作最為重要的那些照片的URL地址。能上網(wǎng)的人都可以找到這些照片，看它們如何見證。我敦促讀者們都去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