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多年前，龔自珍懷著難言之恫，在自北京南歸途中，感慨而又自負地寫了這樣一首小詩：
　　阿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齮龁，但開風氣不為師。不久之后，政治地位比王通略高、做過二十年小小京官、年方五十的龔自珍就去世了。留在人間的只是三百多籍雜文、六七百首詩詞，然而在近代中國思想兜、文學趕上的磅開創(chuàng)了一種風氣，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影響已經是可以覺察的了。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有人說道：「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兜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梁啟超在回顧清代學術思想時，有一段很具體的評論，他說龔自珍「好今文」，「喜為要眇之思」，「文辭詉詭連獰」，「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稱進乃厭淺薄�！贡M管粱啟超的批評，褒中尚有微辭，但「與有功焉」正是開風氣的好注腳，「若受電然」，也生動地說明了龔氏思想所產生的震聾發(fā)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