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一
　　踏上愛爾蘭綠色的國土，漫步首都都柏林街頭，就好像重讀葉芝的華章，以往覺得陌生的地名和朦朧的意象都變得真切而清晰起來。1916年復活節(jié)起義所在地郵政總局、遭火災后重建的艾貝劇院、利費河上的海鷗、歐康奈爾大街上的紀念雕像、市立美術館里的繪畫作品等等歷歷在目，無不令人想起葉芝的那些著名詩句。
　　從都柏林乘長途公共汽車橫穿國境，四個多小時后便到達西海岸的斯來溝鎮(zhèn)。那里古風猶存，鎮(zhèn)中心矗立著一尊青年時代的葉芝全身銅塑立像，頎長的身體上鑄滿他的詩句，被風鼓起的衣襟仿佛夢想的翅膀。不遠處一幢古舊的紅磚建筑是葉芝紀念樓，內(nèi)設葉芝博物館，里面陳設有不少關于葉芝的文獻和實物資料，包括諾貝爾獎證書和金質(zhì)獎章。鎮(zhèn)東有風景幽美絕倫的吉爾湖，湖中有葉芝向往的人間仙境因尼斯弗里島。湖水流經(jīng)鎮(zhèn)中瀉入斯來溝海灣，那里有另一處著名的仙境羅西斯岬角。鎮(zhèn)北數(shù)英里處寫有葉芝之鄉(xiāng)字樣的路標指向一座參天大樹蔭覆的教堂：旁邊是那古老的石十字架；對面有諾曼時期的圓塔；近臨來自格倫卡瀑布的湍急溪流；遠望勢如奔馬又似臥劍的布爾本山。這就是葉芝的曾祖父曾住持的竺姆克利夫教堂，大門右側的墓園就是葉芝長眠處。遵照詩人在《布爾本山下》一詩中的遺囑，他的遺體于1948年從法國運回愛爾蘭，歸葬于給他的童年以歡樂、給他的詩歌以靈感的這塊形勝之地。這似乎是他完滿的人生之旅的象征，而他的靈魂仍駕著飛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馳向永恒。
　　二
　　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生于愛爾蘭都柏林，是一位畫家的長子。雖然他的家庭傳統(tǒng)上說英語，奉新教，甚至祖先還是英國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規(guī)的英國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強的民族意識。這也許與他在倫敦上小學時受英國同學歧視和欺負的經(jīng)歷不無關系。作為英裔愛爾蘭人，他對宗主國英國的感情是愛恨參半的（后來的西穆斯·希內(nèi)及加勒比海的德瑞克·沃爾考特亦有同感）；他恨英國人造成了他不能用愛爾蘭的民族語言蓋爾語寫作的事實，同時又愛使他得以直接學習莎士比亞等大師并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廣泛流傳的英語。正是處于這樣一種尷尬地位，才使他在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伊始就感到確定身分的迫切需要。
　　作為使用英語創(chuàng)作的作家，葉芝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題材。這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研究和翻譯蓋爾語文學的學者和翻譯家們所面臨的問題不盡相同。他既必須背離英國文學的傳統(tǒng)，退回到愛爾蘭的本土風景中去尋找靈感，又必須把所獲納入英語的包裝。1886年，葉芝結識了芬尼亞運動領導人、愛國志士約翰·歐李爾瑞。在他的影響下，葉芝開始接觸愛爾蘭本土詩人的具有民族意識的作品，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開始從古希臘和印度題材轉向愛爾蘭民俗和神話題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烏辛漫游記及其它》就反映了葉芝早期創(chuàng)作方向的轉變和確定。
　　同年，葉芝結識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茉德·岡。由于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輕的葉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進一步卷入了爭取愛爾蘭民族自治的政治運動旋渦之中（甚至一度與激進的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發(fā)生聯(lián)系），就好像他筆下的詩人烏辛被仙女尼婭芙誘引到魔島上一樣。但他畢竟不是政客，而是詩人。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實際行動，而只是盡詩人的本分：
　　知道吧，我愿被視為
　　一個群體的真兄弟，
　　為減輕愛爾蘭的創(chuàng)痛，
　　把謠曲和民歌唱誦；
　　《致未來的愛爾蘭》
　　葉芝的第二本詩集《女伯爵凱瑟琳及各種傳說和抒情詩》（1892）繼續(xù)且更集中地以愛爾蘭為題材，以象征的手法表現(xiàn)詩人的民族感情，愛爾蘭被想象成與人類一同受難的玫瑰。他幻想通過創(chuàng)造一種建立在凱爾特文化傳統(tǒng)之上的英語文學來達到統(tǒng)一兩半天主教和新教徒的愛爾蘭的目的。他相信，如果現(xiàn)代詩人把他的故事置于自己的鄉(xiāng)土背景中，他的詩就會像古代的詩一樣更細密地滲入人們的思想之中。早在1888年葉芝就曾說過，比較偉大的詩人視一切都與民族生活相關聯(lián)，并通過民族生活與宇宙和神圣生活相關聯(lián)：詩人只能用戴著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他還認為，沒有民族就沒有較偉大的詩，猶如沒有象征就沒有宗教。 在他眼里，愛爾蘭是一個貯存著比英格蘭歷史更為悠久的歷史的大記憶，一個充滿了詩的象征的倉庫。
　　世紀之交的愛爾蘭雖民族情緒高漲，但社會形勢復雜。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棄義、黨派的勾心斗角、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的互相仇恨和愚昧無知等現(xiàn)象后，葉芝意識到自己所崇尚的以十八世紀愛爾蘭社會為代表的新教貴族政治理想與現(xiàn)實的發(fā)展是背道而馳的。而茉德·岡等共和黨人所熱衷的暴力行動也令他反感。因此他不久便對政治產(chǎn)生了幻滅感，而又回到了他的藝術王國：
　　凡事都能誘使我拋開這詩藝：
　　從前是一張女人的臉，或更次
　　傻瓜治理的故土貌似的需要；
　　《凡事都能誘使我》
　　1891年，葉芝與倫敦的一些年輕詩人組成了詩人俱樂部，并加入了當?shù)匾恍�愛爾蘭作家和學者組織的愛爾蘭文學會，開始從事整理和宣傳愛爾蘭文學的活動。但他自己的筆一刻也沒有停歇，除以上提到的詩集外，還接連出版了寫愛爾蘭題材的散文作品《凱爾特的曙光》（1893）、《隱秘的玫瑰》（1894）和戲劇作品《心愿之鄉(xiāng)》等。
　　葉芝始終對戲劇有著濃厚興趣。十八歲時，他就為初戀的情人勞拉·阿姆斯特朗寫過一部詩劇《費雯與時光》。詩劇《女伯爵凱瑟琳》（1892）則是他特意為茉德·岡寫的。1896年結識格雷戈里夫人和約翰·辛格后，葉芝開始與他們共同籌建愛爾蘭民族劇院。這標志著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開端。葉芝本想借戲劇的形式教育群眾，在現(xiàn)代人中間恢復一種高尚的民族精神，但他以愛爾蘭神話為題材的風格崇高的象征主義詩劇不像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的現(xiàn)實主義劇作那樣受歡迎。而且，小市民的庸俗反應常常令他失望和憤怒。
　　1899年，詩集《葦間風》問世，獲當年最佳詩集學院獎，確立了葉芝作為第一流愛爾蘭詩人的地位。有論者認為這部詩集標志著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開端，猶如一百年前華茲華斯和柯爾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謠集》標志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端。其實葉芝深受浪漫主義詩人布雷克、雪萊等的影響，是主張向后看的：
　　我們是最后的浪漫主義者曾選用
　　傳統(tǒng)的圣潔和美好、詩人名之為
　　人民之書中所寫的一切內(nèi)容、
　　最能祝福人類心靈或升級
　　詩作的一切作為主題正宗，
　　但如今都變了，那高大駿馬無人騎，
　　雖說荷馬曾坐在那鞍上馳驅
　　在漸暗洪水上天鵝浮游之處。
　　《庫勒和巴里利，1931》
　　在這首詩里，葉芝把格雷戈里夫人之子（也包括他自己）看作是貴族文化傳統(tǒng)的末代繼承人，她（他）們所居住的庫勒莊園和巴里利塔堡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征。在另一首詩《紀念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里，格雷戈里夫人的兒子羅伯特則被視為文藝復興式完人的一個現(xiàn)代樣板。在葉芝眼里，貴族是人類文化精華的保存者和傳承者。與此相對的是保存和傳播口頭的民間文化的乞丐、浪人、農(nóng)夫、修道者，甚至瘋人們。葉芝有許多詩作就是以這些人物為角色，或者干脆是他們所說所唱的轉述。這些構成了葉芝的智慧來源的兩個極端。然而，在現(xiàn)代風云的沖擊之下，這一切都在漸漸消亡。巴里利塔堡前的古橋在內(nèi)戰(zhàn)期間被毀；庫勒莊園也在格雷戈里夫人逝世后被迫出賣，后來被夷平；羅伯特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陣亡。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fā)生了劇變。葉芝不禁哀嘆：
　　浪漫愛爾蘭已死且已逝，
　　與歐李爾瑞同在墓穴里。
　　《一九一三年九月》
　　但是，1916年復活節(jié)抗英起義震驚了對政治和現(xiàn)實失望的詩人。葉芝想不到從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產(chǎn)生了他理想中古愛爾蘭的庫胡林式的悲劇英雄，他看到了一種崇高精神的爆發(fā)：
　　一切都變了，徹底變了：
　　一個可怕的美誕生了。
　　《一九一六年復活節(jié)》
　　感奮之余，他及時做出了一位詩人所能做的最好的反應：我們的事／是低喚一個又一個名姓，／象母親呼喚她的孩子，／當昏沉的睡意終于降臨／在野跑的肢體之上時。他還在《十六個死者》、《玫瑰樹》以及晚期的《歐拉希利族長》等詩篇中以他特有的語調(diào)謳歌了死難的起義者。
　　此后，他似乎又恢復了對現(xiàn)象世界冷眼旁觀的態(tài)度，不輟地在變化中尋求永恒。然而他對社會現(xiàn)實的敏感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組詩《內(nèi)戰(zhàn)期間的沉思》和長詩《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內(nèi)戰(zhàn)的背景前對人類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關心的是人類文明的創(chuàng)造，因而譴責任何形式的破壞。
　　總之，是在上帝創(chuàng)造天使前 / 她早已開始有歷史的這盲目苦難的土地愛爾蘭造就了葉芝和他的詩。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布爾本山下》一詩中，他總結了他畢生的信念，并告誡后來的同志：
　　愛爾蘭詩人，把藝業(yè)學好，
　　要歌唱一切優(yōu)美的創(chuàng)造；
　　……………………
　　要歌唱田間勞作的農(nóng)民，
　　要歌唱四野奔波的鄉(xiāng)紳，
　　要歌唱僧侶的虔誠清高，
　　要歌唱酒徒的放蕩歡笑；
　　要歌唱快樂的侯伯命婦，
　　……………………
　　把你們的心思拋向往昔，
　　我們在未來歲月里可能
　　仍是不可征服的愛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