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我國的刑法理論和刑事司法實務中，刑法解釋的任意性難題和多義化難題已然越來越突出，這不僅嚴重影響了我國民眾對刑事司法的信任，同時也制約了我國刑法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因此，應該如何破解這兩個難題成為當前我國刑法學最為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之一。盡管理論上有學者提出以“形式解釋論”來回應刑法解釋的任意性難題，但是，無論從司法裁決的屬性還是從我國目前的刑事法治現(xiàn)狀來看，這一路徑都有著太多的理想成分，故而并不可行；同樣，對于有學者為消弭刑法解釋中的多義化難題而提出的“常識主義刑法觀”，盡管具有刑法知識論上的意義，但并不具備方法論上的有效性和具體指導實踐的品性，因此也難以取得成效。
　　應當說，導致目前刑法解釋理論（包括上述理論路徑）難以克服任意性與多義化難題的理論癥結(jié)，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未能準確區(qū)分法的“發(fā)現(xiàn)”與“證立”是兩個不同的過程，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它們都屬于一種“獨白式理解”。要想緩解或克服刑法解釋的任意性與多義化難題，需要某種方法論上的覺醒，亦即實現(xiàn)從“發(fā)現(xiàn)”到“證立”的轉(zhuǎn)換以及由“獨白式理解”到“溝通式理解”的轉(zhuǎn)變。近些年于歐美國家興起的法律論證理論，無疑為這種刑法方法論的覺醒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進路，這就是將刑事司法裁決理論的重心，，從傳統(tǒng)對刑法文本規(guī)范的解釋轉(zhuǎn)移到對刑法裁判規(guī)范的理性證成上。正是出于這一緣故，本書在此展開了對刑法裁判規(guī)范的理性證成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