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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今天，上個世紀60年代麥克盧漢所言的地球村已具雛形，由于科技的發(fā)展、經濟的全球化、移民潮的出現(xiàn)、多元文化的發(fā)展，以及邦國概念的模糊化，使整個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聯(lián)系性日益增強。盡管有很多跡象表明，經濟的全球化與人類生存空間的重構，加速了邦國之內或之間的文化的同質化進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浮現(xiàn)出一種世界文化的可能性。文化的差異性依然存在（也必然會存在）。在此環(huán)境下，以個人為基準預見他人對信息的反應是行不通的，正如愛德華?霍爾所說：今天，人越來越多地處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在解讀他人下一步要做什么時，自己的文化再也不是可靠的依據。人經常處在與陌生人打交道的情景中，因此他必須邁出下一步，著手超越自己的文化。中國電影受全球化浪潮裹挾，它的跨文化傳播問題必然且更加急迫。作為全球資本主義文化傳播引領者的美國好萊塢，憑借科技等優(yōu)勢以及由此構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傳播秩序，不僅推銷、宣揚和傳播著西方主流文化及其價值觀念，而且還通過惡意貶損和摧殘發(fā)展中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力圖使發(fā)展中國家的歷史與文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是失語就是褪色，或者被邊緣化。事實證明，文化的話語權正在成為一個國家國際地位和發(fā)展前景的根本。在此語境下，中國電影的跨文化傳播有三個層次的意義：其一，從經濟上，是作為一種文化工業(yè)的自身本質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其二，從意識形態(tài)上，肩負著提升中國文化話語權的重任；第三，從更高的訴求上，是為了更好地促進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和交流。當下關于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借用一種說法，處于滯漲狀態(tài)。即，有關中國電影的研究和跨文化傳播的研究通貨膨脹，而有關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則相對停滯不前。中國電影在跨文化傳播中所面臨的問題復雜而又尖銳，亟待研究者思考、梳理，找出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障礙，探尋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可能性。

自　　序

本書是在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中國電影影像表達的跨文化傳播的最終成果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在付梓出版之際，聽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會政法分社副社長周瓊女士的建議，更名為《中國電影影像表達與跨文化傳播》。

對于這一選題的關注始于13年前，當時筆者在中國傳媒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做中國傳統(tǒng)繪畫對中國電影的影響研究，對于中國動畫電影的中國學派所取得的國際認可和成就非常感興趣。只是當時所研究的問題聚焦在中國傳統(tǒng)繪畫與中國電影的會通與轉換問題上，沒有顧及其他。畢業(yè)之后，到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工作，因為新聞傳播的大環(huán)境，我在繼續(xù)進行電影學研究的同時，也開始關注電影學和傳播學、跨文化傳播學的交叉研究。 2011年1月，《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紐約時報廣場大型電子顯示屏滾動播出，引發(fā)了國內外的強烈關注，盡管對于作品本身褒貶不一，卻引起了我的強烈興趣，使我感受到影像傳播的力量，以及中國電影進行跨文化傳播的價值所在。在當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申報時，我將關注的問題具體化百年中國電影史，中國電影是如何進行跨文化傳播的？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意義是什么？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實踐存在哪些問題？如何才能更好地進行跨文化傳播？這些問題串成一條線，連接起我的整個研究之旅。

在研究過程中，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問題同樣值得重新思考和探尋，比如研究的理論工具問題。對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學界一直有這樣兩種批評的聲音存在：其一，對借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電影實踐的質疑。認為借用西方理論，詮釋中國電影實踐，容易造成理論與文本之間的落差和裂縫，無法形成中國自己的理論話語；其二，也是大衛(wèi)·波德維爾所質疑的，引證電影以證明某種理論的地位，并將這作為中心任務來完成。文本成了用來證明先入為主的理論工具，而不是理論在照亮晦暗不明的文本。我覺得理論更多的時候呈現(xiàn)的是工具屬性，或思維方法，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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