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為晉人陳壽所編撰的紀傳體史書，分《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及《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書中主要記載漢末董卓之亂至晉武帝太康初年近百年的史事，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合稱“前四史”，在我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陳壽（二三三—二九七或三〇〇）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屬四川南充）人。仕蜀漢曾任衛(wèi)將軍府主簿、觀閣令史等。蜀漢滅亡后，仕晉為著作郎、治書御史等。晉滅吳之后，陳壽參考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等官私史志，歷時十余年，撰成《三國志》。陳壽去世（《晉書》稱卒于元康七年即二九七年，《華陽國志》稱卒于永康元年即三〇〇年）之后，晉廷遣人去其家抄寫謄錄，《三國志》自此開始流傳。

由于陳壽在編撰時能夠采集到的史料相當有限，因此，《三國志》不僅無志無表，敘事也較簡略。東晉以降，有關三國時期的史料逐漸被披露或纂輯，至南朝初年，這些史料已經(jīng)具備了一定的規(guī)模。在此背景下，宋文帝以《三國志》文辭過簡為由，命裴松之為之作注。

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一）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屬山西聞喜）人，起家殿中將軍，仕至太中大夫。裴松之受命為《三國志》作注，并未將重點放在訓詁文字、闡釋名物、敘述沿革等方面，而主要是對《三國志》進行“補缺”“備異”“懲妄”與“論辯”。元嘉六年（四二九），裴松之注書完成，進呈乙覽，得到宋文帝的嘉許。

“裴注”征引各家著作多達二百余種，字數(shù)幾與原書相當，其史料價值及文獻價值不言而喻。此外，在注釋過程中，裴松之也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著作加以分析、考證、評議，使注文兼具史料、史學、史識的多重價值。故而，“裴注”一經(jīng)完成，便與陳壽原書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今天，我們從史學史的角度回溯，在傳統(tǒng)史書的注釋領域，“裴注”具有劃時代的典范意義，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此后才逐一出現(xiàn)的“史記三家注”“漢書顏注”“后漢書章懷注續(xù)漢書志劉昭注”等。

《三國志》早先以寫本傳布，現(xiàn)仍存有東晉時寫本殘卷等�！端鍟�·經(jīng)籍志》入正史，至《舊唐書·經(jīng)籍志》則以《魏書》入正史、《蜀書》《吳書》入編年，雖屬無稽，但似可說明，《魏》《蜀》《吳》三書可能曾一度分別傳抄、流布過。

《三國志》最早的刻本，當屬北宋國子監(jiān)刻本，今已不存。北宋監(jiān)本刊刻于宋真宗咸平六年（一〇〇三），略晚于宋太宗淳化年間（九九〇—九九四）刊刻的《史記》《漢書》《后漢書》，且從現(xiàn)存部分版本中保留的牒文、目錄中，可以推知，《三國志》的《魏》《蜀》《吳》三書，似曾是分別校讎、雕版、刷印，到最后再合為一書的。這一點，與《后漢書》《續(xù)漢書志》合二為一的過程有所類似。

《三國志》現(xiàn)存的南宋刻本，主要有杭州本、衢州本、建陽本等，其中以衢州本存世較多。究其原因，衢州本的版片，在南宋歸國子監(jiān)，在元代入集慶路儒學，在明代則屬南京國子監(jiān)，刷印量較大。但正因如此，這批版片需經(jīng)常修補，所以現(xiàn)存衢州本不僅均為明代以后的刷印本，且宋版原刻的葉子極少。

本書選用的底本，為南宋中期的建陽刻本。此本半葉十行，楮墨精良，即便是抄配的葉面，字體亦極為工致。書中諱字至“惇”，刻印時間約在光宗朝，因此又被稱作“紹熙本”。張元濟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時所使用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與此本為同版。此本原藏楊氏海源閣，為楊以增重金購得“四經(jīng)四史”之一，鈐有“平陽汪氏臧書印”“四經(jīng)四史之齋”“東郡楊氏海源閣珍藏”等印，現(xiàn)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需要向讀者說明的是，本書在編制目錄時，本擬遵從底本卷端及各傳題名的原始著錄，逐卷標注頁碼。但實際編制過程中，覺得這樣并不利于檢索、閱讀，故改成以傳（不含“張邈傳”及所有附傳）為單位標注頁碼，同時增設附目。增設附目的主要依據(jù)是，附目傳主的生平或事功等，應在主目傳文中有較完整的敘述，僅一筆帶過記錄嗣爵襲官等情況的則不列附目。如“董卓傳”，將其部將“李傕”“郭汜”列為附目；“袁紹傳”，將袁紹三子譚、熙、尚及甥高干列為附目，等等。至于“張邈傳”，該傳較為特殊，傳文夾于“呂布傳”前后文之間，故未單獨標注頁碼。囿于水平，目錄編制中難免出現(xiàn)錯誤，懇請讀者批評指正，以期我們再版時得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