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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漢英對照》包括了第1篇總則、第2篇買賣、第2A篇租賃、第3篇流通票據(jù)、第4篇銀行存款與托收、第4A篇資金轉(zhuǎn)賬、第5篇信用證、第7篇所有權憑證、第8篇投資證券、第9篇擔保交易全部法典內(nèi)容�！睹绹y(tǒng)一商法典：漢英對照》翻譯體系完整，內(nèi)容詳實豐富，用語嚴謹。

三十年的歷程
《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在美國法律體系和商業(yè)活動中占據(jù)顯著地位，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對中國相關法律的制定和發(fā)展亦有重要參考意義。我初次翻譯這部法典是在1985年，當時在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法律系讀碩士研究生，至1988年畢業(yè)時，譯稿基本完成。經(jīng)導師馮大同教授作保，導師沈達明教授作序，譯稿得以順利出版。
當年，譯稿的出版還得到美國法學會的大力支持。美國法學會時任會長哈澤德教授（Geoffrey Hazard， Jr.）專門委托兩位法律專家對譯稿進行審閱。一位是后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任教的克勞斯納教授（Michael Klausner），另一位是后來任謝爾曼斯特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的李小瓊律師（Hsiao Chiung Li）。我1990年去耶魯大學法學院讀碩士研究生時，拜見了在那里任教的哈澤德教授，對他的支持和授權表示感謝，并送他一本已出版的法典中文版。
從初次翻譯統(tǒng)一商法典到現(xiàn)在已時隔三十余年，能夠有機會在法律出版社的支持下重新翻譯這部法典，我感到非常高興。重譯的想法很多年前即已產(chǎn)生，因為法典已歷經(jīng)多次重大修改，重譯可使讀者更方便地了解法典的現(xiàn)狀。同時，也希望這部具有經(jīng)典意義的法典有一個更好的中譯本。
統(tǒng)一商法典的雛形可以追溯至美國統(tǒng)一州法全國委員會（也稱統(tǒng)一法委員會）于1896年公布的統(tǒng)一流通票據(jù)法，以及隨后公布的一系列單獨領域的統(tǒng)一法示范本。統(tǒng)一法委員會的愿望是，通過美國各州把這些示范本采納為本州法律，使各州的商法達到事實上的統(tǒng)一。統(tǒng)一法委員會之后與美國法學會合作，將單獨領域的統(tǒng)一法示范本進行整合，于1952年形成綜合性的統(tǒng)一商法典。在經(jīng)歷一番波折后，法典在20世紀60年代得到美國幾乎所有各州立法機構的采納，達到了預期目的。
統(tǒng)一商法典代表了美國頂尖法律人士一百多年來為規(guī)范和完善美國商法體系所作的不懈努力。法典及其前身單行示范本的起草工作均由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和律師承擔，并經(jīng)過各界法律人士的反復討論和修改。統(tǒng)一法委員會和美國法學會還專門設立了統(tǒng)一商法典常設編輯委員會，根據(jù)商業(yè)實踐對法典不斷進行修改。在美國法律界，統(tǒng)一商法典亦成為單獨的研究領域，著述浩繁。
統(tǒng)一商法典問世之后，依照修訂時間存在不同版本。1985年我初次翻譯時使用的是1972年版本，即當時美國各州普遍采納的版本。之后的法典修訂分篇進行，不再有統(tǒng)一的修訂年份。法典每篇最后一次實質(zhì)性修改的年份為：第1篇《總則》為2001年；第2篇《買賣》為1995年；第2A篇《租賃》為1990年；第3篇《流通票據(jù)》為2002年；第4篇《銀行存款和收款》為2002年；第4A篇《資金轉(zhuǎn)賬》為1989年；第5篇《信用證》為1995年；第7篇《所有權憑證》為2003年；第8篇《投資證券》為1994年；第9篇《擔保交易》為2010年。法典近年已較少修改，說明其結構和內(nèi)容已基本穩(wěn)定，能夠較好地適應美國的商業(yè)實際。上述不同年份的各篇組成法典的“最新”版本。法典第6篇《整體轉(zhuǎn)讓》沒有列入，是因為美國法學會因其內(nèi)容已失去現(xiàn)實意義而建議將其廢除，且很多州實際上也已將其廢除。第2篇《買賣》曾有過2003年版，但后被美國法學會撤銷，因此第2篇目前的最新版本仍為1995年版。
此次重譯依據(jù)的英文原文是美國得克薩斯州通過立法程序所實際采納的統(tǒng)一商法典，只在個別地方作了技術性調(diào)整。之所以選擇該州，是因為該州采納的統(tǒng)一商法典非常接近美國法學會最新的標準文本。一般而言，各州在將法典采納為本州法律時，都會根據(jù)本州情況作出某些修改，并且不一定對法典的每一篇都使用該篇的最新版本。
法典的這個中譯本采用中英對照的形式，使讀者在閱讀中文時，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方便地看到英文原文。相信這對讀者更加準確地理解法典會有極大的幫助。無論譯者盡多大努力，由于翻譯水平的限制、中美法律制度的差異以及語言某些內(nèi)在的不可翻譯性，譯文必定存在相當?shù)木窒�，因此，參考原文有時是非常必要的。此外，中英對照的形式可以使有興趣的讀者將本書作為法律英語的參考資料。
雖然我在三十多年前曾翻譯過法典，并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律師工作中一直使用法律英語，現(xiàn)在仍然感到法典翻譯并非易事。專業(yè)詞匯是首先遇到的困難。由于中美兩國的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異，因此，作為反映兩種不同制度的專業(yè)詞匯，常常無法一一對應，有時甚至完全無法對應。例如，法典大量使用的enforce這個詞，在很多翻譯中（包括在我自己以前的翻譯中）都被譯為“強制執(zhí)行”，但兩者的含義其實有很大差別。在中國法律中，“強制執(zhí)行”的概念相對狹窄，主要指當事方不主動履行法院判決時，法院通過強制措施使判決得到履行。而在美國法律中，enforce泛指當事方通過法律上承認的任何措施（包括非司法措施和自助措施，也包括被動的應訴措施）來實現(xiàn)自己的權利或免除自己的義務。中文里實際上沒有真正對應enforce的詞匯。這次將其譯為“強制履行”，只是希望比“強制執(zhí)行”稍好。同樣，譯文中將lien這個詞譯為“留置權”也是無奈之舉。在中國法律中，“留置”意味著擔保物的占有，但在美國法律中，lien的含義很廣，包括占有和不占有。雖然lien這個詞也有一些其他譯法，但都有各自的問題。此外，還有一些詞匯則屬于完全不能對應。例如，法典第9篇中有關擔保交易的attach和perfect這兩個詞，在中國法律中沒有相應概念，在中文里也沒有慣用的表達。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翻譯這些專業(yè)詞匯呢？我認為首先應該坦率承認，絕對準確或完美對應有時是不現(xiàn)實的，是虛幻的概念，因此不應強求，而應退而求其次。我采用的方法是盡量順其自然，并力爭相對合理。對于不能完全對應的詞匯，盡量使用相對而言最接近和最合理的中文詞匯，如上述提到的“強制履行”和“留置權”。所謂相對合理，就是在無法做到絕對合理的情況下，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找到相對較好的譯法。最接近理想的不理想，暫且可以視為理想。對于完全不能對應的詞匯，則在尊重原文基本含義的原則下，盡量順其自然。法典使用的絕大多數(shù)專業(yè)詞匯，實際上在英文中也是日常用詞，有大體對應的中文詞匯。例如，上面提到的attach和perfect這兩個詞，不僅在英文中是日常用詞，而且法典從專業(yè)的角度也是借用了它們的自然含義，因此，雖然中國法律或中文慣用表達中沒有相應詞匯，但順其自然地將它們直譯為“附著”和“完善”，應該說既符合原文，亦不失原意。偏離自然含義太遠的譯法，有時會超出翻譯的范疇，而且效果未必更好。
對于譯文中與法典原文不完全對應的中文詞匯，以及中國法律或中文慣用表達中沒有的中文詞匯，應該如何加以理解呢？我認為應該在承認翻譯具有局限性的基礎上，避免過度解讀中文詞匯的字面含義，并避免過度套用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法律概念。應該把法典所有的專業(yè)詞匯，都放到法典自身環(huán)境和美國法律制度中去理解，并仔細注意法典對這些詞匯的定義。專業(yè)詞匯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個符號，關鍵不在于如何畫這個符號，而在于賦予這個符號什么意義。很多詞匯，即使從英文原文的角度看，如果缺少定義，缺少使用環(huán)境，其含義也是不確定的。正因如此，對專業(yè)詞匯進行定義，是美國法律界的標準做法。例如，法典第9篇中chattel paper的含義比較復雜，所以法典需要仔細加以定義。相應地，譯文中無論將其譯為“動產(chǎn)契據(jù)”還是任何其他詞，要準確理解其含義，都離不開定義。所以，對專業(yè)詞匯的理解，除去翻譯因素，更重要的是方法和角度。只要認真注意法典對專業(yè)詞匯的定義，認真注意它們在法典中的使用，就能比較容易和比較準確地理解這些詞匯在法典和美國法律中的真實含義。
在閱讀譯文時，讀者還應注意詞匯之間的細微差別，以減少混淆和誤解。例如，票據(jù)的holder和bearer被分別譯為“執(zhí)票人”和“持票人”，而maker、drawer和issuer被分別譯為“制票人”、“出票人”和“立票人”。從中文角度，“執(zhí)”和“持”的含義幾乎沒有區(qū)別，而“制”、“出”和“立”也沒有明顯區(qū)別，但在法典中，這些詞的定義是完全不同的。又如，agreement和contract被分別譯為“協(xié)議”和“合同”。這兩個詞在中文里常被用作同義詞，但它們在法典中的定義卻是不同的。“購買”（purchase）這個詞在法典中不僅指買賣，也包括贈予等其他取得方式。因此，“購買”不等于“買進”（buy），而 “購買人”（purchaser）也相應地不同于“買方”（buyer）�！皺嗬焙汀皺嗔Α笨瓷先ケ容^接近，但對應的英文right和power具有不同含義�！捌睋�(jù)”（instrument）和“票證”（item）的含義也不完全相同，而“所有權憑證”（document of title）和“產(chǎn)權證書”（certificate of title）的含義則完全不同�！皟r值”雖然基本上等于“對價”，但英文使用的是value和consideration兩個不同的詞，含義也有一定差別。為了減少可能給讀者造成的混淆或誤解，譯文中盡量做到專業(yè)詞匯的表述一致，即同一個英文詞匯盡量在全書中始終對應同一個中文詞匯。但是，有些地方由于上下文和其他限制，未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例如，claim被分別譯為“索賠”或“主張”，而obligation則被分別譯為“債務”或 “義務”。但在第9篇中， “債務人”（debtor）和“義務人”（obligor）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需要注意區(qū)分。此外，還應注意法典對標點的使用。在涉及排列的內(nèi)容時，如果法典的表述是“甲、乙或丙”，即指甲乙丙任何一者。如果是“甲、乙及丙”，則指甲乙丙全部。
除去上面談到的專業(yè)詞匯，法典翻譯的真正難題，在于如何準確理解法典每一句話所要表達的真實和細微含義，并在盡可能接近原文含義、措辭、風格、排列和韻律的原則下，把那些與中文表達方式有巨大差異的英文句子，組裝成符合中文閱讀和思維習慣的簡潔、清晰、通順和易讀的中文句子。法典英文整體較為艱澀曲折，很多細節(jié)不易把握，因此準確理解已有相當難度。但相比而言，中文的完美表達則更為重要和更為困難。中文作為我們的母語，本來最應把握好，但恰恰最難把握好。英文理解的錯誤通常是個別的，而中文表達的不足則可能是整體的。英文理解決定譯文的對錯，而中文表達則決定譯文的優(yōu)劣。盡管每個方面都有程度之分，而且相互制約，但總體而言先有對錯后有優(yōu)劣，錯的不可能是優(yōu)的，而對的也有可能是劣的。這是以匠人精神追求完美的過程，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沒有止境。
影響譯文對錯優(yōu)劣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法律和專業(yè)知識。法典涉及多個法律和專業(yè)領域，從比較常見的貨物買賣和貨物租賃，到不常接觸的流通票據(jù)和銀行業(yè)務，比較專門的所有權憑證和投資證券，以及高度復雜的擔保交易，每個領域都包含各自的專業(yè)概念和法律問題。翻譯法典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學習的過程。有時為了一個詞匯或一個概念，花費很大精力，但也未必獲得滿意結果。不足之處，只好留給未來改進。
無論如何，法典重譯工作暫告一個段落。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沈達明教授和馮大同教授，他們是帶我進入這個領域的啟蒙老師，并在起步階段給予了巨大幫助，他們對我的教誨和提攜使我受益終生。還要感謝我在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的研究生同學吳興光教授。吳教授長期從事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的研究，是國內(nèi)這個領域的專家，著述頗豐。他當年即對我初次翻譯法典的嘗試給予了很多鼓勵和支持。在擔任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法學院院長和資深教授后，還是一直不斷鼓勵我重譯法典，并多方給予幫助。重譯完成后，他花費大量時間對譯稿進行了審閱，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改進建議�？梢哉f，吳興光教授是我重譯法典最堅定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還要特別感謝美國的漢寧(William H.Henning)教授。漢寧教授是統(tǒng)一商法典的權威專家，曾任美國統(tǒng)一州法全國委員會執(zhí)行主任以及法典第2篇和第2A篇修訂委員會主任。我十年前產(chǎn)生重譯統(tǒng)一商法典的想法后，一直得到漢寧教授的熱情幫助和支持。對于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漢寧教授也給予耐心的解答，令我十分感動。同時感謝法律出版社的黃琳佳編輯。她對法典重譯所給予的巨大支持，是這個譯本得以順利出版的基礎。從開始討論重譯事項到完成法律出版社的出版安排，只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這樣的熱情和專業(yè)效率，十分令人欽佩。在編輯和排版過程中，她花費了大量心血，只是為了向讀者呈現(xiàn)一部更好的圖書。此外，感謝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法學院的李喆同學，她從繁忙的學業(yè)中抽出時間進行了大量校對工作，并幫助準備了專業(yè)詞匯索引。
我希望并相信此次重譯的《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比前次有所進步，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諸多原因，譯文必定存在種種不足和缺陷。我愿與對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有興趣的讀者進行交流和討論，互相學習。我的電子郵箱是：panqichina@163.com。
潘琪
2018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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