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全書強調(diào)臣僚諫勸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諫諍為內(nèi)容的專篇，不僅要諫諍帝王，而且也要諫勸教導(dǎo)太子及諸王。從這個角度說，《貞觀政要》一書就是吳兢通過樹立唐太宗及其“貞觀之治”的榜樣，用以開導(dǎo)和諫勸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繼承者。吳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諫諍是和君主的能納諫、“從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則都達不到匡謬正誤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諫諍，是因為帝王也會在處理政事時發(fā)生謬誤；臣僚之所以應(yīng)該諫諍帝王，除了應(yīng)盡的忠誠之外，還因為帝王縱情淫樂、敗壞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正是因為這種君臣之間的共同利害關(guān)系，臣僚要隨時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鑄成大錯，君得其國，臣保祿位，免致亡國破家之禍。從這種利害關(guān)系出發(fā)，唐太宗君臣勵精圖治，極力通過諫諍——納諫這條渠道避免大的錯誤發(fā)生。雖然，作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在位期間也曾對納諫有過不同的表現(xiàn)，但他留下許多可資借鑒的言行。他曾說過：“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這是他在諫臣魏徵死后所總結(jié)的，足見他對諫諍的重視了。吳兢在摘錄唐太宗嘉言懿行的同時，也摘錄了魏徵、王硅、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溫彥博、馬周、戴胄、孔穎達、劉洎、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人與君主討論政事的言行，而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諫臣魏徵，最突出的內(nèi)容是諫勸。
　　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大臣們的議諍、勸諫奏議等，以規(guī)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國軍政思想。宋、元、明、清各朝對《貞觀政要》十分重視，歷代帝王都從中借鑒，以期長治久安。元代戈直又采錄唐宋二十二家大臣史家，如柳芳、歐陽修、司馬光、呂祖謙等議論，雖未收錄然可知后人之重視 �，F(xiàn)將全書譯注，通俗易懂，作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