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變遷以后，作為現代觀念譜系中基礎性的觀念，平等似乎已經是中國人的家常便飯。除了極少數情況，平等是我們都贊成的，而不平等則是一個負面的評價。它很容易使人們誤解，以為平等是個簡單明了不必深論的話題。但是，另一方面，通觀20世紀中國，平等話語本身又展開為持續(xù)的爭論和辯難的平臺。在什么意義和程度上承諾平等為現代價值，如何對平等的價值作出哲學證成，以及如何將平等原則轉變?yōu)橛行У闹贫仍O計和生活實踐，這三個問題互相糾結，更使得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變得相當復雜。

作為一個現代中國哲學和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我所知有涯，決不可能在一本小書中同時解決上述多個問題，而只將目標限定在研究平等觀念在現代中國的嬗變及其價值。采用觀念史的方式，是因為我深信，倘若不能了解一個觀念的歷史，難以真正理解一個觀念自身。許多有教養(yǎng)的中國人曾經將平等看成是啟蒙主義的舶來品，另一方面，我們在談論平等的時候又喜歡征引古代賢哲的名言，譬如人皆能成堯舜佛性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其結果，在同樣的平等語詞后面，掩藏著許多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訴求與理論。本書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在中國，平等觀念有一個古今之變，即從古代那種圍繞著人的相同性出發(fā)的平等的形上學，逐漸轉變?yōu)橐詸嗬麨橹行牡钠降鹊恼�治學和社會學觀念；同時又有東西之別，轉變過程中傳統的連續(xù)性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巨變，共同促成了中國的現代性觀念有其特殊的性格。描寫與西方化（譬如美國式的）有所不同的中國人的平等觀念，如何在20世紀一連串社會革命的條件下，經歷一場古今變革，構成了本書的主干。

關于平等觀念的古今不同，前賢有不少論述。恩格斯的話是大家都熟悉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喜歡區(qū)別前民主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如喬萬尼·薩托利），中國學者中，嚴復區(qū)別了消極平等和積極平等；嚴復在其《〈民約〉平議》一文中提出了消極平等與積極平等這一對概念。他說：天然之自由平等，誠無此物，即稍變其說，而謂國發(fā)宜以完全之自由平等為期，此亦非極摯之說也……蓋佛固言平等矣，而意指平等于用慈；亦言自由矣，而實明自由于解脫。即使求諸猶大之舊與夫基督之新經，因言于上帝前諸色人平等。然其平等者，平等于不完全，平等于無可比數。然則宗教之所謂平等者，乃皆消極之平等，而與盧梭民約所標積極之平等，倜乎相遠，有必不可強同者矣。（見《嚴復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7338頁）現代新儒家則喜歡講內在平等和外在平等。他們各有自己的標準，因而都有自己的根據。就對于社會行動的意義而言，嚴復區(qū)分兩類平等的觀念是恰當的。古代圍繞著人的相同性的理論，主要演變?yōu)樾男孕紊蠈W或旨在追求解脫的出世觀念，而不是如現今那樣，從人的相同性出發(fā)討論什么是平等和如何平等的理論，主要涉及建構現代社會制度、規(guī)范公民和政府的行為，有遠為強烈的實踐性。與觀念的編年史或者實證的觀念史有所不同，我將自己的工作稱作批判的觀念史。換言之，重要的不是滿足一種單純的歷史學興趣，更不是借以表明古代圣賢已經解決了現代人的困境。通過考察如何從傳統中轉化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平等觀念，有助于回答古代那樣超越的平等觀念，如何在現代條件下嬗變?yōu)檎�治、經濟和社會的廣泛訴求和基本價值，并進而可能有助于我們反思當代中國人平等觀念的內在結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傳統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成為一條鼓舞人心的口號。不過，就平等觀念的現代嬗變而言，傳統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早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前就開始了。它大約可以還原為異端翻為正統邊緣進入中心和新知附益舊學三種形態(tài)或三個渠道的綜合。我們可以將此看作傳統觀念的轉化，更應該看到轉化的實質，是社會史突變的一部分， 它包含了知識精英觀念世界的一個飛躍，由此開啟了現代性的傳統，使古代的傳統以一種新的形態(tài)與當代生活構成了連續(xù)體。說到新知，19世紀末年主要來自西學，因此西方思想這個轉轍器的作用就不能避開。換言之，像任何一項中國現代哲學或思想文化研究都不能沒有起碼的中西比較一樣，討論平等觀念在現代中國的嬗變，也是在比較研究的視野之下。不過，我無意于爭辯古代中國是否比古代歐美更平等或更不平等，因為籠統地比較不但是極端困難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就與現代生活的平等狀況相比，中古社會大抵屬于不平等的社會，不過各有各的不平等罷了。我注意的主要是觀念的古今之變，以及經過一個世紀的古今之變，我們依然可以發(fā)現平等觀念的中西差異，或者說中西社會平等狀況的差異。簡單說來，作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平等觀念，即所謂民主的平等，是在契約論傳統中，與個人主義連接在一起、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平等，而且首先是政治平等，即作為公民原則上每個人都有平等參與建構政治意志的權利。按照這一分類，中國人的平等觀念似乎表征了現代性的不足。但是按照傳統主義的看法，中國傳統具有的超越意義的平等，雖非政治意義的平等，但卻是理性之內容的表現；相對于西方人所有的理性之外延的表現，反而顯出中國觀念的超勝。我以為，重要的不是爭論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重要的是對中國人的觀念世界有一個真切的診斷。通觀20世紀中國她是歐洲以外第一個廢除帝制的國家，又經歷了激進的社會主義實驗及其反思以后的新改革，并重新崛起有望再次成為強大的國家經過那場古今之變，平等已經是一個極其有活力的現代精神，它很大程度上改塑了我們的生活世界，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觀念世界，包括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代哲學的發(fā)展和價值觀念的變革。在平等的諸多訴求中，經濟的平等（尤其是所謂分配正義問題）最為突出，它和民族平等（獨立富強）的追求一起，有時會壓倒現代性的其他追求。與西方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平等合作不同，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的平等，通常是指在一個超出社會之上的權威支配下，通過權力的垂直運用，使民眾都得到平等對待的觀念。無論就其是一個結構，還是就其涉及的社會心理，文化差異的存在都是顯而易見的。理論界正在熱烈討論中國經驗或中國道路，平等觀念在20世紀中國也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盡管它可以走多遠，還只是中國人自己的實踐所能回答的問題。

不過，平等觀念的古今之變在形成了某種新的社會共識的同時，也是各種思想派別爭論的歷史。換言之，即使我們可以大致地描述出現代中國人的平等觀念的主要面貌，也是在對人們的紛爭和歧見有充分的理解的基礎上做到的。像其他現代社會一樣，20世紀中國是一個各種學派紛爭的時代。批判的觀念史注意分析，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在這一時代中的三角關系。粗略地說，是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盟，給予平等觀念的現代嬗變以主要的推動，保守主義則主要對觀念嬗變中傳統的連續(xù)性給予了思辨的說明。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平等問題上的聯盟也時斷時續(xù)，因為激進主義通常持激進的平等主義的立場，在價值排序中堅持平等優(yōu)先。而中國的自由主義時而以為一碗飯和一張票可以兼容，即使傾向平等主義時也不失溫和的態(tài)度，更多的還是堅持自由優(yōu)先的價值排序，而其右翼則時時不忘對平等妨礙自由的警惕，因而可以與保守主義結盟。保守主義并不簡單否定平等，但他們更看重秩序和權威，所以通常以傳統主義的面相出現。采用類型學的方式，并非只求敘述的方便，而是因為，不但這種分析有其社會史的依據，而且上述三大文化的（同時也是哲學的甚至是政治的）派別，各自強調的某些價值都是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對平等的觀念史研究可以為當代社會價值的建構提供某種個案式的歷史經驗。

我的工作重點與觀念的編年史有所不同，因為注重批判的工作；與某些單單強調內在理路的觀念史也有所不同，因為注意觀念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或者說內在理路與外在理路的結合。觀念就其為語詞或概念，就其表達某種義理，當然可以從結構的完善與邏輯的自洽去分析；但是觀念同時還表達意蘊，表達心理，它們有來自一般文明史的動機。假如我們承認法律制度、風俗習慣和人們的行動，都是某種觀念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產物的話，社會史在這里就不僅是觀念史的背景和條件，而同時是觀念史的某種呈現。在這方面我更多得自于知識社會學引發(fā)的靈感。知識社會學使我們可以將平等是一系列社會革命的產物，視為理解平等在中國實現現代嬗變的關鍵和更深層的原因，而把前賢對于傳統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與外來思想的傳播視為知識生產的顯性過程。在我的觀念史圖景中，生活世界的變化終究處于優(yōu)先的地位，盡管在論述的歷史中它常常隱而不彰。

在以往的研究中，純粹哲學通常很少直接討論平等問題，討論它的一般是倫理學、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事實上，自從現代學院制度建立以來，學院哲學通常很少正面討論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而將它們留給了通俗哲學去處理。在20世紀中國，若干面對知識分子的期刊報紙在宣揚和爭論平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我所采用的材料不僅來自那些被公認為20世紀的哲學經典，同時也兼采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等現代傳媒之所傳達。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現代傳媒在表達社會情緒、訴求、愛好、心理、審美趣味等場所，遠比學院哲學更敏感、更快捷（同時也可能更矛盾、更混雜），甚至可能取代學院哲學而獨自充當反思中心的角色。學院哲學在承擔反思中心的任務時，通常比較滯后如果我們幸運的話，也比較深刻和系統。從時代的自我意識或者文化自覺的意義上看現代哲學觀念史的研究，將通俗哲學與學院哲學融為一體，不論伯仲，難分軒輊，希望在追求真觀念的過程中能夠獲得一種通觀。由此我可以涉足那些歷史上不正常的歲月，譬如討論文革時期的平等狀況：在經濟收入差距縮小乃至走向平均主義的同時，其實還存在著廣泛的新的不平等，諸如地域、階級、單位和或明或暗的特權所導致的不平等。它不但為我們理解從糾正平均主義出發(fā)的改革，如何收獲了貧富懸殊的畸形果實，以及最近二十年來民眾權利意識的上升等當代現象，提供了歷史之鏡，而且進一步說明，平等觀念在中國的嬗變并沒有終結其歷史。

也許平等與其他價值（如自由、秩序）之間總是在互相討價還價之中，不同的價值排序不但與不同的歷史條件有關，而且關涉我們的信念。鏟除不平等的理想是否終究只是烏托邦？合理的社會價值系統如何可能？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還很多，更何況中國古代豐富的觀念史資源有待進一步開掘。本書對前輩和時賢的相關論著，汲取良多，也有所批評，凡自以為有所見，皆平實明言，以示敬意。所見是否真切，卻并無保證。我深知自己所做的工作還很初步，熱誠希望方家指正。

高瑞泉

辛卯年立秋后三日